治疗胸痞烦满的香附六一汤

《医方类聚》中收录了一张名为香附六一汤的方剂,该方组成为香附子6两(180g),甘草1两(30g)。将以上两味药,共研成细末,每次取适量,用开水调服,现亦可将以上两味药研成细末,共制成黄豆大小的水蜜丸。因本方中的香附子与甘草的用量比例为六比一,故名香附六一汤。本方的功效为行气解郁,主治胸痞烦满。

香附子是莎草科植物莎草的干燥根茎,虽然其名为香附子,但是却并非莎草的果实,只因其根茎形似植物种子,故又名香附子。莎草及其根茎都有一股特殊的香味,中医认为香附子有疏肝理气,调经止痛的作用,主治肝气郁滞所致的胸胁胀痛,脘腹胀痛,疝气痛,肝郁月经不调、痛经、乳房胀痛等。

现代药理研究显示香附子有抑制子宫收缩、催眠、麻醉、解热、镇痛、强心、降压、抗炎灭菌、保肝利胆等作用。

香附为中医治疗肝郁气滞和妇科病的常用药,最常见的是与柴胡配伍,二者配伍,疏肝理气、调经止痛的效果更为显著。本方以香附与甘草配伍,而且香附的用量很大,能发挥香附独有的芬芳醒脾,疏肝解郁之效。但香附属辛香之品,气雄味烈,中医认为独用香附易伤阴血,故配伍少量甘草,以减轻香附的副作用。

胸痞烦满多见于焦虑与抑郁患者,也常见于消化道疾病患者。一般这两类疾病容易共存于同一个患者身上,以香附六一汤治疗,可一举两得,同时解决患者的这两个问题,这正是中医“辨证施治”(对症支持治疗)的优势所在。

另外,本方亦可作止痛药使用,其适应症为中医的气滞痛,凡肠胃病、肝胆疾病、胰腺疾病或妇科病引起的气滞痛,皆可重用香附以止痛。

《济生方》中的止痛方延胡索汤

《济生方》中有一张名为延胡索汤的方子,该房租成为:当归(酒浸、锉、炒)、延胡索(炒,去皮)、蒲黄(炒)、赤芍、官桂(不见火)各5钱(15g),片姜黄(洗)、乳香、没药、木香(不见火)各3两(90g),炙甘草2钱半(7.5g)。以上药共制成粗末,每次取4钱(12g),用水一大杯,生姜7片,煎取三分之二,去滓。饭前温服,每日2次。

该方有活血祛瘀、调经止痛的功效,主治妇女情志不遂,血瘀气滞,经候不调,心腹作痛,或连腰胁,或引背脊,上下攻刺。如患者有吐逆的症状,再加半夏、橘红各5钱(15g)。

从《济生方》对本方的介绍来看,本方似乎主要是治疗妇科病,缓解妇女出现抑郁、月经失调、痛经等问题。但仔细看本方所适应的症候介绍,则本方可能更偏向于治疗肝胆疾病引起的腹痛,甚者有呕吐症状,这与肝炎、胆囊炎、胆囊结石、胆囊癌、胰腺炎等疾病的临床表现很相似。

本方中所用的药基本都是理气活血药,当归、延胡索、蒲黄、赤芍、片姜黄、乳香、没药等均有活血止痛作用,木香理气且有利尿的作用,官桂散风祛寒、活血通络、止血止痛,炙甘草调和诸药,这些药共同组合成方,重点就在理气活血止痛。这对肝炎、胆囊炎、胆囊结石、胆囊癌、胰腺炎等证属血瘀气滞者也有很好的对症治疗作用。

本方也可以治疗妇女痛经、焦虑等证,方中所用的各药确有通经止痛之功效,所以对妇女痛经、闭经等有对症支持治疗作用。

在象牙塔下过一辈子

我经常晚饭后去周边的大学校园散散步,我家附近除了有国家图书馆外,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等多所大学。如果愿意骑车跑远点的话,五公里内尚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

偶尔,我们一家也会去民族大学门前的美食街打打牙祭,这条街上的餐馆,我们工薪阶层还是消费得起的。我非常喜欢家周边的一切,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不知不觉中就会受到它的影响。我能见到的青春洋溢的大学生们基本都是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每天和他们接触,我也能受到感染。

我很宅,虽然生活在北京城,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我家周边活动。海淀高校区的绿化工作做得非常好,到处都是公园和林荫道。即便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这里也不会太炎热。我觉得我们家周边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适合读书人呆的地方。

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在北京房价还很低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当时的收入,买了海淀高校区的房子——那时这里的房价只要一万多一平米,首付20%,现在涨价到十万左右了。所以在北京房价一路高歌猛进的年代,我没有买房的焦虑。在现在房价波动不已的年代,我也没啥焦虑。

我们虽然是外地人漂在北京,但孩妈大学毕业时,因为所选专业比较好,作为稀缺人才被引进北京,当时就解决了北京户口。所以孩子一出生就随她落户北京,我们不用为孩子就学问题发愁。客观的说,在北漂中,我们属于吃了时代红利的。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几乎完成了自己的所有的人生任务。孩子上大学了,一切都算顺利,孩子自己现在勤工俭学,解决自己上大学的一部分费用。与此同时,他也参加了社会实践,这让我很感安慰。

我的儿子是个很懂事也很放松的孩子,除了初二逆反期有大概两个月存在逆反行为外,其他时间和父母都能亲密无间地沟通和相处,情绪很稳定,活得淡定从容。在我受伤和生病时,他还能尽心尽力地照顾我,这让我感到很温暖。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正在按照自己的规划往前进步。

我家里的老人们目前身体都还可以,生活也很节俭,我们给他们的生活费,他们省下了许多。我们过的生活也很节俭,因为打算后半生不再为钱工作,会更多的把时间花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而非谋生上,所以我们现在花钱很节省。

我前几年出门以坐高铁为主,现在出门如果有绿皮火车的卧铺票,我会优先考虑坐绿皮火车,在车上睡一夜,省下几百块。为了金钱而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去拼命的工作,或冒各种风险,我个人认为很不值得。我现在是一路前行,一路放弃,越过越简单。

我自己一度因为工作和个人原因,抑郁过半年左右,但现在彻底康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目前的状态已经是我这辈子迄今为止最好的状态。我喜欢读书,喜欢种植,喜欢音乐,喜欢写作,我现在所做的正是自己所喜欢的一切。

我本来是可以躺平去享受生活的,但我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是有我乐意为之奋斗的事业可做。倘若让我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我会觉得自己在虚度此生。我从小就树立了这样的一种人生观:人总要做点对社会有利的事业,才算不枉此生。

这种人生观在我们70年代人中很普遍,也许现代的年轻人会说我们这代人有些矫情,但我自己的体会是这种人生观能把我们从小我中解脱出来,让我们不至于停留在个人的悲欢中太久。

当一个人把眼光过度的聚焦在自己人生中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时,他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困住;但当他把眼光放宽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时,情绪就不再能主导他的生活。世界很大,人很渺小,人间的那些恩怨就像过眼云烟一样,不值得挂在心上。

我的身体状况良好,目前还没有重大疾病,心理状况也很好,人生的各种问题都看开了——包括自己的生死,我快乐地或者,但随时死亡都可接受。和我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的读书人,很多能活到95岁以上,而且到了95岁高龄,他们还能头脑清醒,思维敏锐,继续工作。我是打算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没有退休计划。

经济学家科斯100多岁时对80多岁的张五常说,你还很年轻,还有大把的时光做更多的研究,我也还在做研究。科斯的这种心态,真是太美好了。人只要自己不被年龄问题困住,年龄就永远都困不住我们。

假如我能活到95岁并工作到95岁,我的人生还有50年。我对自己未来的50年有一个规划,我打算每隔20年左右重新参加高考,再接受一次高等教育——当然,我不会离开北京去上大学,我要上的学校都会是北京的高校。因为我不喜欢生活有太大的变动,不想放弃我的家庭和我的菜园子。

45-50岁期间,我会上一次大学,为50-70岁的工作储备一些新的知识;70-75岁期间,我会再上一次大学,为75-95岁的工作储备一些新的知识。人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更新自己的大脑,才不至于衰老和退化得那么快。而且,每次这样的备考都能给人一次重整自己的人生,再度协调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升级自己的大脑,跟上时代的机会,这无异于新生一次。

我一直都把自己当年轻人,和我每天接触的这些青年大学生一样活得朝气蓬勃。我知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高龄人士重新去大学读书是很常见的现象,他们的大学校园里经常有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在课堂上和年轻人一起听课。也许我们国家今后也会有许多中老年人重回大学课堂,这会是包括我在内的部分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相信未来大家会对此习以为常。

我小时候有个心愿,就是能读一辈子的书,过一辈子耕读传家的生活。我没想到的是,由于我自己的坚持不懈,我儿时的这个心愿真的实现了。到目前为止,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践行自己理想的人生模式。由于不乐意管理别人,也不乐意被别人管理,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自由的状态。

我做到了独立自主。依我浅见,学术自由建基于人格独立的基础之上。我常常和人开玩笑说我愿意一辈子都做个快乐的“民科”,其实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是一句玩笑。我的同学和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在做学术研究,但是他们远不如我自由,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受环境影响,无法保持独立人格。

文革期间有一批如周有光、季羡林、费孝通这样的学者被关进牛棚,接受劳改。他们当时的生存条件比现在监狱里的犯人还不如,他们经常遭受侮辱性极大的批斗,但他们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和独立的人格。他们都是既豁达又智慧之人,所以他们也都既高寿又快乐,而且在学术上多少都有自己的一些建树,我希望自己未来的50年向他们看齐。

我很高兴自己在这个年龄段认清了人生的本质,彻底摆脱了外界的束缚和牵绊,能比少年时代更自由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余生无论我遭遇什么,我想我都不会介怀太久。我的人生会一直在象牙塔中度过,也会一直都在田园牧歌中度过。对此,我很满足,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我满足的了。

今天是儿童节,每年的这一天,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们返老还童的好时候。嗯,管它有多少风风雨雨,只要我们想,我们永远都能活得像老顽童一样快乐。值此佳节,老朽一时高兴,口占一绝:生作老顽童,死为快活鬼。一具臭皮囊,谁要谁来取。

对这首打油诗的后两句我要做一些说明,我已经立下遗嘱,将来我死了,有用的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没多大用的遗体捐给医学院做标本,供未来的医学生学习解剖用。

虽然我尊重各种人的宗教信仰,但我自己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对自己的后事看得很淡。我希望自己的器官和遗体能物尽其用,别浪费了。这也可以让我的子孙后代不必那么麻烦,为我扫墓。如果他们烦恼的时候能看看我的文章,像我一样活得洒脱自在,就令我很满意了。我能留给他们的最好的遗产,莫过于此。

拆除心灵之墙,看见彼此

1998年,我高考结束,暑期在家乡呆着。有一天晚上,我们村的一个长辈对我说,志远,你是村里的秀才,有件事情需要你出力了。村里有个年轻媳妇要自杀,你口才好,你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

她所说的那个年轻媳妇之所以要自杀,是因为她一下子失去了两个年幼的儿子。村里另一位村民用炒米拌毒鼠强除田地里的鼠害,村里三个不到十岁的小孩不懂事,把他放在田间地头的炒米分了吃了,结果三个孩子全部被毒死,无一幸免于难。

这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是这个年轻媳妇的儿子,她也只有这两个孩子,一场意外夺走了她两个儿子。这个女人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无论谁都无法安抚住她的情绪。那天晚上,她一定要寻死觅活,她的丈夫、我,还有好几个村民都在她家里尽力安抚她。她的丈夫论辈分是我的一个族兄,我的这位族兄笨嘴拙舌,加上自己也悲恸过度,完全不知道如何安抚自己的爱人。

我也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是如何把这个嫂子安抚下来的,我只记得当时大家寄希望于我,希望我能开导她,而我也确实陪着她说了许多话。我们大家陪了她好几天,她才终于从那种极端的悲痛中慢慢平复下来,能够睡一会儿觉了。之后,她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我没有再听说过她有自杀的行为。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难以忘记这件事情。那一年我十八岁,刚好成人,这一幕就像给我上了一堂成人课。此后,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再没有去接触这对夫妇。时间或能慢慢愈合他们心中的伤疤,但那锥心刺骨之痛一定还会经常折磨他们。

我在幼年时经历过两起亲人自杀事件,一个亲人自杀身亡,一个亲人自杀未遂,这两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深远。我哥哥曾说我同情心泛滥成灾,根源其实在于这两次自杀事件。上苍安排我在非常幼小的年龄就经历了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又给了我一颗善解人意的心,这注定了我的性格要受此影响。

人心中没有深在性疼痛,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的。而人心灵深处的痛苦,大多数来自于爱、失去爱和各种创伤。长期不能缓解,又无处可倾诉的心灵之痛会导致一个人形成压迫性情绪,造成精神障碍。一旦形成精神障碍,这个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精神障碍患者会在无意识间给身旁的人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对他们的精神障碍形成的机制和解决他们的精神障碍问题的方法都缺乏了解,不知如何陪伴和照顾他们,反而经常受到他们的伤害,久而久之,亲友们也会疲惫不堪。

我经常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患者,统计数据显示,整体人群中有接近20%的人存在精神障碍问题,也就是说每五个人中约有一个人存在精神障碍问题。而到医院就诊的各类患者中,有约40%的人存在精神障碍问题。到肿瘤科就诊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中,则有超过60%的人存在精神障碍问题。到精神科就诊的人中,接近100%存在精神障碍问题。也就是说我打交道的对象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存在精神障碍问题。

精神障碍会导致人敏感多疑、易怒、易焦虑、易抑郁、易惊恐、易激惹,经常失去现实检验力,有夸大性认知,还有可能有幻听幻觉,存在攻击性,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让我的那位失去两个孩子的族嫂再去看炒米,她可能会抑制不住的悲伤和尖叫,即便这炒米里没有毒鼠强。对于不了解她的这段悲伤的经历的人来说,她的反应就像一个疯女人一样不可理喻。但对我们这些能深切地体会她的悲痛的亲友来说,她的这些反应会令我们落泪。

创伤会损害人的大脑,让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形成与现实不相符的认知,而且患者在产生这些认知的当下时刻,并不会察觉到自己有什么异常。他们的恐惧、焦虑和悲痛是如此的深切,以至于他们会误认为外界在刺激和伤害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采取错误的防御方式进行自我保护,比如攻击他人、回避他人或自我攻击、自残自杀。

正常人和精神障碍患者就像隔了一堵心灵之墙一样,彼此看不见对方,所以他们的相处非常艰难。理想状态下,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要有能力将这堵墙拆除掉,让他们看见彼此。有些精神创伤是可以疗愈的,另一些则终生难愈。对于存在精神障碍问题的家庭来说,最现实的解决方案不是彻底治愈患者,而是他们要学会看见彼此、理解彼此,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相处,改善大家的生活质量。

但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很难达到这种理想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可能会发现,在一个家庭中,精神障碍问题往往不是单发的,可能就诊的那一个是他们一家中精神障碍问题最为轻微的一个,其他自认为自己没有问题的家庭成员的问题更严重,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会非常困难,希望患者家庭环境改善的愿望经常要落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精神障碍与遗传和环境都有关系,遗传和环境就像是扳机和扣动扳机的手。单独有扳机,子弹不会发射,单独有扣动扳机的手,子弹也不会发射。只有当扳机和扣动扳机的手都存在,而且那只手去扣动了扳机,子弹才会发射。遗传和后天的成长环境的共同作用,是形成精神障碍的根本原因。

有些人天生的就敏感脆弱,他们继承了一些不好的基因,据说他们的21号染色体上有些基因发生了突变,所以导致他们控制情绪的能力很差。这些人如果再遇上一个糟糕的养育环境,频繁地受到虐待、溺爱或二者交替出现的对待,他们就会形成创伤型人格。

创伤型人格会衍生出种种精神疾病:偏执型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自恋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抑郁症、狂躁症、焦虑症、恐惧症等等。创伤型人格者的认知、行为、语言与一般人有差异,这导致他们生活在人群中总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和辱骂,他们自己只能用愤怒或逃避来应对。

我们仍然不能科学的对待精神障碍患者,我们为他们贴了许多令他们很难受的标签,我们说他们人品渣、性格差、脾气臭、道德败坏。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为大脑损伤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折磨而痛苦不堪。大多数突发的爆炸性的看似不可理喻的社会新闻的背后,都存在精神障碍问题,一些本已生病的人在遭受无数人的网暴。

我从不参与到任何关于某个个人的热点事件的讨论之中,因为我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我无法判断这个人是否存在精神障碍问题。如果我义正词严的去讨伐他们,结果却是在以群体狂欢的方式去虐待一个精神障碍患者,我会觉得自己双手沾满了鲜血,罪孽深重——道德标兵往往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做出不可理喻之事。一旦一件事情不可理喻,要么就是有人在说谎,搬弄是非,要么就是背后存在精神障碍问题。这个基本的判断让我不轻易批评他人。

我也支持废除死刑,因为大多数死刑犯也是创伤型人格,他们的背后有许多令人肝肠寸断的悲惨故事。我们需要的是促进社会朝着更文明、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减少这些创伤事件的发生,让受创伤的人早日得到治疗,避免进一步酝酿更多的恶性事件,而不是用杀戮来报复。

如果我们不从根源上清除人类的心灵之苦,我们将永无解决此类社会问题的可能。人类只有拆除各种心灵之墙,看见彼此,理解他人,才可能建立起相对而言更和平、更友善的社会,也才可能最大程度的为众生谋取幸福。

总有些人要承担起帮助大家看见彼此的使命,提高社会大众的科学素养,改变社会大众的认知。要想建设起一个理性的社会,需要无数理性的人承担起自己的使命,推着社会往前发展。也许你就是其中一位,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有使命这样去做,那就行动吧!

相交十三载,从此隔阴阳——深切缅怀抗癌明星广品山人

2024年5月30日下午,一个多年前认识的肺癌患者的遗孀突然告诉我,原新浪癌友圈资深元老,网名广品山人的胃癌抗癌明星去世了。我赶紧去点开山人的微信头像,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果然,昨天晚上他的儿子发了讣告。

讣告内容如下:“先父曹道君(广品山人的真实姓名)于公元2024年5月28日病故,享年五十九岁。先父生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十,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汕头海关、汕头特区晚报、汕头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工作。父亲是一个真实、纯粹、善良的人,他一生寄情于哲学与文学,病痛侵袭多年仍然无法磨灭他对文字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已经把我的微信发现页中的朋友圈屏蔽了有段时间了,屏蔽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微信好友有好几千人,每天大家分享的东西太多,我不想受到过多的干扰。所以未能第一时间知道广品山人去世的消息,真是很遗憾。

我们都戏谑地称广品山人为“校长”(抗癌大学校长或曰雁大校长,因为新浪癌友圈把癌友们形容为一个雁群,大家一起飞翔,共同取暖,所以又把癌友圈称为雁大),我与校长交情不浅。我们初识于2011年,那一年,我治疗过的一个胃癌患者的女儿对我说,你一定要去新浪博客上认识一个叫圣地没牙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他多年来靠着中医抗癌活着。

我的母亲当时也处于生死之关键时期,我对一切抗癌方面的知识都很感兴趣,于是就去看了圣地没牙老哥的博客,并且和圣地老哥一见钟情,成为莫逆之交。再通过他的博客知道了新浪博客上有一群癌症患者在写博客分享抗癌经验,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博客圈,叫新浪癌友圈。

这个癌友圈每年还组织线下的圈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癌症病友、患者家属和抗癌志愿者、医生参加圈庆。我分别于2012年和2017年参加过两次圈庆,一次在河南新乡万仙山,一次在天津。广品山人是癌友圈的核心性癌友,他几乎是每届圈庆都参加的。

我之前的写作风格颇喜恶搞,在第一次见到山人校长前,已经跟他在文字上你来我往,恶搞了很久。其中有一次,我提到我当年高中分文理科时,被家兄以一句“百无一用是文科生”直接否决了选文科的路。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山人校长从此就拿这个梗来和我开了好多次玩笑,说我笑话他这个学中文的北大才子“百无一用”。

山人校长和我一样是湖北人,因为老乡的关系,我们很亲近。早期我们在新浪博客上互相写打油诗打趣对方,后来我们加微信了,又在朋友圈里经常写打油诗打趣对方。要论写打油诗,我们真是棋逢对手,你来我往,没完没了,颇为有趣。

2012年我们第一次在河南万仙山的圈庆活动中线下见面了,当时校长的体质还算不错,和我并肩登山,健步如飞,虽然那时的他已经是个有十年抗癌史的老癌患者。那一年的圈庆,从北京去的乳腺癌脑转移考拉大姐在圈庆现场突然昏厥,差点去世。我临时用一根大头针当针灸的针具用,刺她的少商穴和商阳穴,死死不松手,总算是把她救过来了。

后来在天津的圈庆上,我又见到了山人校长和考拉大姐。校长还是那么风趣幽默,考拉大姐则一改2012年圈庆时的情绪高亢的状态,一脸安详,静如处子。考拉大姐告诉我,从万仙山回来后,她复查了一下确诊为脑转移,但此后再无任何治疗,只是一心念佛,居然5年过去了,安然无恙。这种经历,我在癌友圈也就见到她一例。

我在万仙山时和山人校长说,这种圈庆活动如果不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很容易出事。以后再组织的时候,务必选择一个就医急救方便点的地方,不要再在这种山疙瘩里,万一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后果真是难以想象。山人校长深以为然。

今年在嘉庆的圈庆,考拉大姐和山人校长也都还参加了,因为疫情的原因,癌友圈的圈庆中断了五年。我在杰人天相(另一位癌友圈的资深癌友)的公众号上看到他分享的圈庆照片,照片上,考拉大姐头发已白,而山人校长则瘦骨伶仃,已近风烛残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时日无多了。圈庆结束没几日,就传来了校长去世的噩耗。

山人校长这次从广州去嘉庆参加圈庆,可能也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这种圈庆活动,在圈庆活动上,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鼓励癌友们坚强,勇往直前,他花了一个多小时讲了许多令人感动的话。他是个热心公益的人,我与他交往的十三年中,目睹了他作为癌友圈的重要精神领袖是如何鼓励大家乐观抗癌的。他有二十多年的癌龄,有丰富的抗癌经验,对癌症患者的心理非常了解。

我记得2012年我们初次见面后,在登山的路上,山人和我一路畅谈,他说他自己以前是个很内向的人。得了胃癌后,他反思自己得癌症的原因,把他自己的整个性格都改变了,从此变得积极乐观和外向。他和我一样从农村走向大城市,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很自卑,有焦虑感。但癌症改变了他,向死而生的他成了癌友圈最积极乐观的人之一,积极工作,积极生活,积极社交,积极组织公益活动。患癌后他也在创作与癌症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二十多年的时光,他不曾虚度。

人在面临生死威胁的时候,会迸发巨大的精神力量,发生常人想象不到的巨变。我在癌症圈子里见识过上万的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的家属,这种阅历让我对人性有了比一般人深刻得多的认识。无论一个人患癌前多么的坚强,患癌后都将承受非同一般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导致很多人崩溃。

我见过因为不堪重负而自杀的患者,也见过自杀的患者家属,直到今天,我仍然需要不断地在他们中间做自杀干预工作。第一次遇到一个曾向我求助过的患者女儿自杀后,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走出她的死亡带给我的阴影。

所以我从接触癌友圈的第一天开始,便非常喜欢这个由癌症患者、患者家属和一群志愿者组合而成的很纯粹、很善良,又很积极乐观的组织。此后我源源不断地向寻求我的帮助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推荐这个圈子,直到疫情发生后才没有继续,因为那时不但新浪网解散了博客群,癌友圈也不再有聚会了。

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家属需要这样的组织来提供精神支撑,癌友圈不但能够交流治疗信息,更重要的是一群同病相怜者可以走到一起抱团取暖。那些积极乐观的抗癌明星们一直都在鼓励着大家。我国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咨询业现在都还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癌症是能摧毁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重大疾病,我们其实非常需要更多这样的组织来帮助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家属。

山人校长以资深传媒人的身份在新浪癌友圈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公认他是领头雁之一。他的组织能力和亲和力为促进这个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以身说法的抗癌经历也给许多癌友和癌症家庭注入了信心和力量。所以他的生命意义得到了外延,他虽已和我们阴阳永隔,但他参与培育的这个癌友组织还会继续向前,他积极乐观的抗癌精神以及他与癌症抗战二十多年的经历,也都会成为癌症圈子中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

人们会记得记者曹道君先生,也会记得抗癌大学(雁大)的领头雁广品山人校长。校长英灵不远,想必也能感知到老弟我为你撰写的这篇回忆文字,会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一如既往地带着贵校老校长胡适之先生那种“朋友式的微笑”看着我们。

我已经见惯了死亡,也在与癌症相关的各个领域进行着不懈的探索。校长生前曾说过,我这个人比一般人能坚持,肯吃苦学习各种知识,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贯通中西医和精神医学的好医生。但惭愧的是,我深入到与癌症相关的多个领域进行了一番探索后,经常体验到的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悲伤。人类为了解决癌症这种顽症,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收效甚微。

我反而觉得像校长这类人对癌症群体的意义更重要,在癌症未能被攻克之前,确诊为癌症后,患者和患者家庭如何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关注的重大课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将死于癌症,一半以上的家庭要与癌症短兵相接。确诊癌症后,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或亲人的生死?我们该采取哪些行动去降低癌症的发病率?

对癌症的关注,绝不应该只局限于癌症的治疗。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促进预防医学的发展。癌症发生后,患者和患者家属要遭遇的是令人精神幻灭般的打击,大家在遭遇这种打击时,普遍很少能够得到足够的来自亲友和社会的支持,与癌症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为患者和患者家属提供大量的支持,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组织的发展,做好人文关怀工作。

忝为山人校长的知交之一(他太有亲和力,知交太多了,我这样的小老弟不算老几),我相信促进社会各界关怀癌症群体,一定是山人校长的重要遗愿之一。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半年前的一场车祸差点让我一命归西,如今的我对生死看得很淡。山人兄的去世虽然令我难过了一会儿,但同时我也为山人兄能离苦得乐,得到解脱而感到高兴。

到了终末期,癌症患者的灵魂被囚禁在一个痛苦的躯壳里,当此之时,死亡是一种比苟活着更好的选择,山人兄想必也已看淡和放下了。但即便我们这些人都看淡了生死,放下了对生死的执着,我们都还是盼望着这个社会能够变得越来越美好,人间能变得越来越和善,对深受疾病之苦的人能多些人文关怀。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还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我们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人类的后代都还有爱。我们盼望着我们受过的苦,他们不再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