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初中时有个同学就住在我们隔壁小区，这孩子和我儿子关系很好，他妈妈和我爱人也成了闺蜜。这个孩子一直有些郁郁寡欢，他从小就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报了很多培训班。他的父母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都生于70年代，也都从农村奋斗到城市，一路吃过很多苦。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过度严格，这造成我们在教育子女时，其实是用力过猛的。

我有几次看到这个孩子愁眉苦脸的背着沉重的书包在路上走着，有时甚至是愤愤不平的从一个辅导班赶往另一个辅导班，脸上一副生无所恋的表情。他的父母给他报了不少的辅导班，他父母有个信念，觉得只有吃得苦上苦，方为人上人，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和自己一样，奋斗拼搏，学有所成。

这可能也是海淀区家长的通病，网上有种说法，说海淀区是没有夜生活的，因为海淀区的家长和孩子们都在忙着学习。海淀聚集了中国最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但自己在刻苦治学，也逼着他们的孩子们刻苦学习。海淀区的中小学生竞争可能是全国最激烈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上一代“卷王”。

我对这种说法有些认同，我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是在海淀区度过的，疫情前我们家是他们同学的聚集地。小小蜗居里，经常挤满了孩子。我乐见孩子们喜欢我们家，经常屁颠屁颠地去菜市场给这帮孩子们买好吃的，款待他们。

孩子们之所以愿意到我家聚集，可能是因为我家比他们家宽松许多，来到我家可以尽情的玩游戏，说话也不用受拘束，我和孩妈都是丝毫架子都没有的家长，不会板着脸孔教训人。我儿子初中有个同学，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到我家里做作业。他家离我家还有点距离，坐公交车要二三十分钟，所以每到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就得催这孩子回家，怕他家长担心。

但后来我才知道，这孩子从我家走后，仍然不会回家，而是去肯德基写作业。他要很晚很晚才肯回家，因为他的家令他感到窒息，家长对他太苛刻，动辄一顿训斥，这让他活得很不放松。我得知这一情况时，孩子已经初中毕业了。我心中感到有些内疚，如果我早知道这个情况，我就不会催这孩子回家了，起码和我儿子在一起写作业时，他不会孤独。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在我儿子同学的家长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同学的家长有的找我治过病，有的找我咨询过他们孩子的心理问题，我因此知道有些孩子是抑郁了的。这些孩子的家长自身也都存在焦虑和抑郁问题，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放松二字。他们的一生过得太紧张了，然后他们又在把他们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和紧张的生活模式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

在应试教育体系中成长的这一代人，学生时代经历的那种惨烈的竞争成了他们一生的噩梦，但他们又都被这个噩梦驯服了。尽管自己成长过程一点都不舒服，但他们却盼望自己的后代们像自己一样绷紧神经去奋斗，因为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不好好读书，不考个好大学，将来生活将惨不可言！这是我上中学时经常听到的来自老师和家长们的警告，他们用恐吓来让我们努力。

所以我们70年代人，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出这种阴影，我们笃信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我们就不能过上好生活。我有个堂哥篮球打得很好，画的画儿也很不错，但是我在大学教书的大伯父却对此不屑一顾，他对我堂哥说，你只有考试考好了，这一切才是优点，你学习成绩不好，这都是缺点。

我想经历过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的人，对我大伯父的这种说法应该都不陌生。我们着迷了似的看重考试成绩，把高考当做人生唯一的一条通道，一考定终身。考好了眉花眼笑，没考好如丧考妣。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扯淡的了，因为这场考试，好多人丧失了自己的爱好和乐趣。

我们那个时代成长的人现在好多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试图以他们扭曲的价值观影响着社会。举例来说，我看到某些国家级媒体的和我是同龄人的主持人在采访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时，就对丁肇中的生活方式、治学方式以及他的一些人生观表现出一种特别崇拜的态度，并且引导大家效仿丁肇中先生。

我对丁肇中先生并无成见，还很敬佩他的成就和为人。但我从不觉得其他人有必要去学习丁肇中先生，不觉得丁肇中先生应该成为新的道德标杆。我甚至认为其他人如果自己活得快活，完全可以对丁肇中先生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我和丁肇中先生是同一类人，我们喜欢研究学问，说漂亮点我们是所谓的文化人。但文化人这个群体就应该成为社会的标杆，受到追捧吗？

答案是否定的，众生平等，文化人也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小群体而已，他们不比贩夫走卒高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见得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立为道德模范，是70年代人在学校里评选标兵的陋习在作怪。在美国，餐厅的女服务员可能都不愿意嫁给科学家，原因何在？女服务员觉得科学家们是书呆子，没有生活情趣，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很乏味。

如果我们恰好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那我们就一辈子去学习和研究，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更不应该厚着脸皮认为这样的生活比其他人的生活高明和高尚。在生物界，只有人类才如此愚蠢，要读二三十年的书才走出校门去谋生。

人和其他动物在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我们都只是到这个世界上来活一辈子，活着就好，混碗饭吃没必要那么复杂。我看很多读书少的人反而没有读书多的人痛苦，因为他们从小活得很放松，体验到了更多的快乐，所以他们对生活的体验还挺积极的，反倒是那些貌似有点文化的人活得更压抑。

我很高兴看到2000年后出生的新新人类们现在终于看穿了他们的父母的那点鬼把戏，他们开始追求良好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按照他们的父母教导的那样去拼搏。让自己的生活轻松舒适点，完全无可厚非。有些人在指责他们不如上一代，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在拯救他们的用力过猛的上一代，只可惜他们的父母还没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蠢到牺牲自己的幸福来追逐时代潮流也就罢了，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后代也跟我们一个德性呢？

我一生都讨厌说教，更加不喜欢好为人师，因为我知道自己既浅薄，又不高尚，没有资格当任何人的老师，所以大多数时候更喜欢藏拙。但现在我的职业需要我给很多人做开导工作，这就无法避免地需要经常和人做一些思想交流和心灵沟通的工作。

我这辈子有且只有一个精神导师，他是我的恩师李立新先生。我最为佩服的是他教育人的方法，他实行的是不言之教——起码对我实行的是不言之教。他虽然职业是老师，但我看他一辈子都不好为人师，他很讨厌说教，他喜欢默默无声地给人拿书看，让学生们在阅读中自己去明白事理。

我跟他读书的时候，他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课外读物，这些书都是经过他精挑细选的精品书，是他自己的藏书。他根据我不同阶段的状态，给我提供不同的书，他选的书我都很爱看。我的性格源自于我父母的基因和家教，我的灵魂则是我的恩师塑造的。

他这套方法真是非常有效，他不但提升了我的认知，还给我培养了非常好的阅读习惯。我受他的影响，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涉猎的范围很广。因为涉猎的范围广，所以不容易狭隘和偏执，灵活性强的人往往更加快乐。我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有我的恩师的影子。我也不喜欢下结论，不喜欢好为人师，不喜欢和人争论。世界很复杂，我们所知和所学很有限，谦卑点不是坏事，还有许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我见到过许多人仗着自己学了点知识，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殊不知他们只是在知识的海洋里攫取了几滴水，学的那点东西不但没能开阔他们的心胸，反而导致他们陷入了佛教所说的“意识障”和“知见障”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先入为主和狭隘偏见会导致我们不够包容，容易和外界产生对立情绪，接受新事物有障碍，很难形成完整全面的认知。

一个人越理性，越不容易烦恼。烦恼是一种复杂的不良情绪，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有较大的破坏作用。理性是控制情绪和减少烦恼的最好的武器，如何才能让我们变得理性些呢？只能靠阅历和阅读。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人生阅历中去学到许多东西，但是那点东西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阅读很多书才能让我们的大脑变得越来越理性。

好多事我们可能暂时看不开，放不下，这时不妨试试多读点书——开卷有益，不用问读什么书，也不需要找人开书单，自己去书店或图书馆转转，当下最能吸引我们的那些书，一定会映入我们的眼帘。我现在大多数时候的阅读都是在当下所遇到的问题驱使下进行的，这种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进行的阅读效率很高。不分类别的进行阅读，爱读的就读下去，不爱读的随时放下不读。这样读着读着，以前不懂的慢慢就懂了，以前看不开的慢慢的也看开了，以前放不下的慢慢的就放下了。

书读多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世上的人和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学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变得自然而然——我们会知道这一切背后的原因，自然而然了就会觉得什么都合适了，心中再无波澜——心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从19岁开始就花了许多时间泡在国家图书馆里，也经常去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图书大厦、海淀图书城、中关村图书大厦、协和医学出版社门市部、人文考古书店这几家书店。我经常会安排一些时间去这些地方淘书，现在也经常在微信读书这样的应用软件上淘书。

我选书是没有任何专业限制的，历史、人文、社科、哲学、宗教、考古、心理学、医学、自然科学类的科普著作，感觉什么新鲜有趣，就翻来看一看，看入迷了就买回家去。读了这么多年后，我渐渐地没了任何门户之见，不会狭隘地认为某种学问了不起，也不会觉得什么是没有价值的。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阅读是让人情绪稳定的最好的途径。阅读不但能稳定我们的情绪，还能治愚。中老年人多读些最新出版的科普著作，对改善晚年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自己的寿命还很有帮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中老年人会渐渐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去学习一些新知识。

如果不是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把中学生们的教材编得太枯燥无味了，我都会建议一些老年人多看看中学生的教材。许多知识都已经更新换代了，中老年人年轻时所学的东西现在就显得陈旧了，更新一下自己的认知是有好处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看欧美科普作家写的科普类著作，从那些作者的书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落后于人家。欧美科普作家写的书看起来浅显易懂——特别适合我这种智商不高的读者，而且他们的著作还生动有趣。读了几页便让人放不下，他们似乎特别重视写作要让患者看得懂和觉得有趣。我们国内也有些学者，他们写的书枯燥乏味，让人看得昏昏欲睡。

这就是兴趣教育和应试教育在结果上的区别，兴趣教育培养的人才写作时很重视趣味，应试教育培养的人才写作时没有一点情趣，我都怀疑他们是为了凑字数在硬着头皮写作，写出来的东西味同嚼蜡。阅读和谈恋爱有类似之处，我们大都喜欢找个幽默风趣的人谈恋爱，很少有人喜欢找个死板的人谈。作者写的文章或书有趣点，对读者的亲和力会强很多。

那些有趣的科普著作会激发读者在该领域深入探索的兴趣，那些乏味的著作则会让读者对一门学问产生厌倦情绪。我们总是提倡苦学，但苦学不但学不出高水平，还可能学出抑郁症，只有乐学才能让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孔夫子早就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诚哉斯言，自古至今，为学之道理都是一致的。

你不是得了抑郁症，你是真的太惨了。

——知乎上的一位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提及她的主治医师对她所说的一句话

一个1978年出生的朋友的正上初中的独生子最近被发现得了癌症，前不久他的妻子和父亲也陆续被确诊为癌症。这个中年男人一下子垮了，他的月收入只有一万多，很难支撑三个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和家庭开销。他的一位1975年出生的男同事在前不久刚刚因为尿毒症去世，接二连三的噩耗令他彻底怀疑人生，过去开朗的他变得郁郁寡欢。他比以前敏感了许多，现在的他非常恐惧疾病。在未来的几年，他将不得不与焦虑和抑郁长期共存，因为他的几位重要亲人现在每天都在遭受死神的威胁。

我所住的这栋楼上，有一家祖孙三代三口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陆续因为骨癌去世，北京市优越的医疗条件也未能留下这爷孙仨的生命。最后这一家只剩下一个中年妇女，她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丈夫和公公，这个可怜的女人精神失常了。

有个患者的女儿，她的父母双双患癌，丈夫肾衰竭，长期靠透析维持生命，她自己的孩子还小，她一个人扛起整个家庭。她这些年带她家人找我的时候，我一直不肯收取她的任何费用，但她总是感觉很过意不去，想尽各种办法送我点礼物，向我表达她的谢意。所幸的是，她没有崩溃掉。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能明显地感受到她不是那么快乐。

对这样的人来说，精神创伤和压迫性情绪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精神创伤是无法靠语言来安抚的。时间是否能够疗愈他们呢？或许能，或许不能，有些人可能被彻底地改变为悲观主义者，从此很少有快乐的人生体验。

我是在与癌症打交道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深入到精神医学之中的。因为向我求助的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绝大多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扰。我们这个社会对精神疾病一直存在污名化现象，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很容易活在歧视之中，他们在经济上也比一般人更容易陷入困顿状态。因为他们就像是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边缘人一样，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大多处于社会最底层，需要社会救济。

人类至今对90%以上的先天性精神疾病的病因缺乏深入的了解，但创伤性事件造成的精神损伤却很容易被观察到。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和受难者、被拐卖后惨遭虐待的妇女儿童、被慢性病折磨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历经多次重大挫折者，他们都可能出现精神障碍。有些精神障碍是一过性的，另一些则是永久性的。精神科医生们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患者康复，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

精神障碍最初的表现通常都是敏感多疑，敏感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更脆弱，也更艰难，他们更容易形成灾难性的思维，对未来感到悲观绝望，容易痛苦。他们由敏感发展到过度敏感，再进一步地发展到惊恐或妄想，最终就形成了精神障碍，失去了现实检验能力，对日常刺激的适应性显著下降。

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到了后期，他们逃离人群，采用回避的自我防御模式来逃避他们应对不了的社交压力。这又会使得他们变得越来越迟钝，在某些方面过度敏感，在另一些方面过度麻木，最终他们无法像普通人一样拥有正常的情感生活，也很难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有些人最终选择自杀结束一切。

他们最初的敏感通常是被战争、疾病、虐待等灾难性事件激发出来的，这些灾难性事件导致他们的杏仁核过度活跃，他们的警报系统经常不恰当地亮起红灯，他们的情感、情绪和认知都失调，经常处于过度防御状态。

新冠疫情给了医生们一次观察抑郁症产生过程的机会，许多人在新冠后抑郁成疾，突然无法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容易被一些负面的事情感染，经常陷入到恐惧、悲伤与阴郁之中。最初，很多医务工作者认为可能是新冠病毒伤害了患者的脑神经，导致患者抑郁。但据我观察，并不完全如此。瘟疫带来的社会封闭，全民性的恐惧与焦虑，正常生活的失序，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荡不安，都在影响着每个人，这些外在的压力能激活许多人的警报系统，让他们变得比以前敏感与脆弱许多。

实际上，历史上的每一场瘟疫过后，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压抑，这种状况需要很多年才能缓解过来。就像我们每个人失恋或丧失亲人后，需要很多年才能走出悲伤一样，瘟疫过后整个社会的活力也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过来。我们如果去研究人类的历史，会发现有时这样的一个阶段会持续百年以上，人类总在不断地重复这个痛苦而又混乱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乱世”。

痛苦记忆似乎能改写一个人的基因，让一个人的余生经常被其激活，陷入负面情绪和混乱之中。如果一场痛苦是全民共同经历的，那么这场痛苦记忆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的基因组。而且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敏感被过度激活后再生育，还有将其高敏感性遗传给他们后代的风险，超过一半的精神疾病可以遗传给子代或隔代遗传。

我怀疑一些家族性精神疾病与这些患者的祖先们的灾难性经历有关，我们在现实中能看到一些家族的成员们往往比另一些家族的成员们更加的敏感和脆弱，他们的社会适应性较差，他们经常处于令人不适的防御状态。人类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与大环境息息相关，抑郁症和焦虑症虽然不像细菌和病毒这些病原体一样具有传染性，但却有明显的时代聚集性。

我们从文学的时代特色中也能感知到这一点。东汉末年的瘟疫造成社会人口锐减了80%，所以“建安风骨”带有明显的消沉意味；宋代鼎盛时期的文人墨客创造的宋词中则弥漫着百无聊赖的淡淡忧愁，那种醉生梦死后的空虚同样会让人变得虚弱。人类在剧烈痛苦和过度安逸状态，都容易精神失常。我们生而被注定了只能有限的拥有，过度的占有带来的不是空虚便是痛苦。

人类一直在寻找精神解脱之路，从古至今，我们每个人要经历的痛苦都大同小异，佛陀把人生的八大苦总结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普遍的被这八大苦折磨着。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都无法避免的要与这八大苦打交道。

我们该如何减轻这些痛苦？我们的祖先尝试了许多安抚自己内心的办法，并因此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宗教、风俗习惯等可以安抚人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接触和学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内心确实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抚。

随着科学的进步，近现代又产生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等新的减轻人类精神痛苦的学科，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过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我们会发现现代精神疗愈的各种技巧，大都存在从远古的宗教、哲学和民俗中借鉴的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还有一些人在酒精和毒品中麻醉自己，这也是很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宣泄自己的痛苦的途径。

在人类所有的失去中，爱的失去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是最深重的。最能舒缓一个人精神痛苦的是爱和陪伴——这种爱不限于两性之间的爱，甚至也不限于人类与自己的同胞之间的爱，人与自己的宠物或藏品之间也能建立爱，人沉浸于某项爱好或事业之中，对其爱好和事业也会产生爱。但真正的可持续终生的爱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多数人一辈子要不断地经历失去爱的痛苦。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教会我们的后代如何去谋生很重要，但却很少有人明白，教会我们的后代更好的应对自己人生的种种灾难性的变故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在孩子幼年时期就有意识地去训练一个人承受痛苦和失落的能力，对他们进行死亡教育，而且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

人类学家在一些少数族裔中发现了很好的精神抚育技巧，比如在太平洋的某些小岛上，就有这样一种传统，家长会把幼儿逗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冷场，让他们适应失落。这种训练会让孩子们对挫折和失落不那么敏感，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反而更有幸福感。

这像极了人类免疫系统发展的过程，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在与无数的不致命的微生物作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帮助我们抵御了许多疾病。被过度保护，从小就很少接触脏东西的发达国家的人的免疫系统反而比在脏乱差的环境中长大的欠发达国家的居民要差。从未感染过天花的美洲原居民在欧洲探险者带来的天花病毒的冲击下，大量死亡，节节败退，几近乎灭族。新冠疫情后，人类的免疫能力出现了很大的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的隔离导致常见的病原体不能像正常年代一样在人际间传播，被过度保护的人们缺少了训练其免疫系统的机会。

社会的发展也在让我们失去许多情感支持，早期人类生活在部落之中，每个人与整个部落成员都建立起了情感链接。后来，这种部落发展为家族，各个家族又通过联姻结合在一起。人们自然而然地与许多亲属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和情感连接后，遭受风险和打击时，能够通过亲友的支持来得到一定的弥补。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各国的亲属系统都在土崩瓦解，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情感链接越来越少，越来越脆弱，人抵御各种灾难性事件冲击的能力也越来越弱，所以如今的人们似乎比我们的祖先们更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疲劳。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质量和人均寿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我们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却有增无减，世卫组织根据流行病的发展趋势推测，抑郁症即将在未来的几年内成为全球医疗负担排名第一的疾病。

文明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感很有限，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让人自身能感受到更多的幸福的智慧，需要从优生优育的角度去预防更多的人生悲剧，也需要建立更好的社会制度去减轻人们在灾难性事件中承受的痛苦。如果我们生育下来的孩子们将来经常地活在痛苦之中，不能感受到人生的快乐，那我们生下他们的目的就很自私了。

在今天，我们应认识到，学习快乐的生活技巧也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之一，它与谋生技能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精神致残会导致一个原本具有谋生能力的人丧失谋生能力。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塞利格曼一生都在致力于提升人减轻痛苦、感知幸福的能力，他甚至写了一本名为《如何教育出一个幸福的孩子》的书。

尊重孩子的个性，给孩子充分的表达自由，允许孩子有自己的爱好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爱好，鼓励和帮助孩子们与他人建立起健康的情感链接，让一个人从小就拥有一种多元化的生活，这些都能有效地提升他们抵御痛苦的能力。因为当痛苦来袭时，任何可以转移一个人的注意力并重新激发他们的活力的人或事都有积极作用。漫漫长生，谁都不会一帆风顺，抵御痛苦和感知快乐的能力越强，人的一生也就会不会那么累了。

从颐和园的昆明湖到玉渊潭的八一湖之间，有一条长约10公里的像玉带一样的河流，那就是昆玉河。昆玉河是京密引水渠的一部分，这条引水渠是为北京市民供应饮用水的，所以昆玉河水像我小时候老家门口的那条河里的水一样干净。这条位于市中心的河流并不湍急，几乎从未发生过洪水灾害。

蓝天白云下，一河碧水缓缓流动，河面波光粼粼，河两岸栽了许多的杨柳和花卉，市政府投入了不少钱来美化河岸，让它成为附近居民们休闲的场所。所以一年四季，河景甚是宜人。

河岸边有两条步行道，母亲在世时，我喜欢在晚饭后牵着她的手，和她一起在河边的步行道上散步，陪她说话。昆玉河边以前有一座名为慈寿寺的古寺，是明神宗圣母慈圣皇太后于万历四年所建，如今这里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古塔，我们都管它叫慈寿塔。北京市政府围绕着慈寿塔建起了一座小公园，公园名为玲珑公园。我家就在玲珑公园附近，这座小公园是我父母在北京居住期间散步最多的地方。

北京是一座很有历史感的城市，随处可见的古迹让人很容易产生穿越时空的遐想。斑驳陆离的慈寿塔上布满了陈年的苔藓，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它饱经岁月的风霜。这座塔修建于1576年，距今将近五百年了。五百年弹指一挥间，这五百年来，不知多少人曾经在这塔下走过。他们中有些人贵为帝王将相，更多的则是像我一样的只能被归为贩夫走卒的普通人。

有时我会想，这五百年来途经这座古塔的每个人以及他们的后人今何在呢？他们途经这座塔时曾作何感想？这种想象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努力去理解什么叫众生，也能让我在跨越时空的想象中把现世的烦恼淡化掉，在历史长河中，人的生命和烦恼似乎都微不足道。如今的慈寿塔已经是被铸铁的护栏围着保护起来的文物，但途经慈寿塔的很多人依然向它合什，心中默默地祈祷着什么。

母亲生前总是感叹这座塔修建得真是太好了，她的词汇匮乏，但感情却很丰富，她的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欢喜和崇敬之情。她是个质朴的人，她绕塔而行时不会和别人一样合什为礼，因为她害羞。但也有不少次数，她在塔前默默祈祷。

我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在这周边买房的，母亲是个乐观的人，但是两场大病过后，她也有些郁郁寡欢。她病后的心情是复杂的，巨额的医疗花费让她感觉自己是我的累赘。当我带着她到各医院求医问诊时，母亲非常挣扎和抗拒。

2009年的一天，母亲对我说，儿子，娘拖累你了，你不要再带我看病了，我能活多久就算多久，不能再拖累你了。你为我把一切都舍弃了，你也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你把钱都用来给我治病，自己家都快毁了，连窝都没有一个了。这么拖累你，娘就算活一百岁，也不开心。

为了让母亲安心，母亲说这话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就在这附近买了一套房子，稍作装修后，把一家老小安顿在这套小房子里。此后，我的父母就很喜欢到玲珑公园散步。母亲在老家的时候，曾经在黄梅县城住过几年，和父亲一起在那里做点小本生意。黄梅县城也有一座古塔，母亲经常会经过那座古塔，所以慈寿塔让母亲感到很亲切，能勾起她许多美好的回忆。

拙荆给我的父母各做了一个海绵坐垫，让他们去玲珑公园散步时带着，累了就用坐垫垫在石头或路边的凳子上坐一下。饭后，父亲经常牵着母亲的手，带她到公园去，陪她聊天，看看风景，也晒晒太阳。这附近有两个我们黄冈籍的老人，也会经常去玲珑公园玩，他们就一起到那里碰头。对我父母这样的老人而言，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有老乡用乡音对话，可以驱散许多乡愁和寂寞。

如今，母亲和过去500年来经过慈寿塔下的大多数人一样，到了另一个世界。再过一些年，我也将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生前烦恼的那些事情，在她去世12年后，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时间就这样淡化了一切。大自然用我们看不见的力量，让一切众生顺应着既定的规则从生到死。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是如此的平等，又如此的微不足道和不由自主。

母亲去世后，父亲也不爱住在北京了，他还是喜欢回到家乡，回到自己的老伙伴中去。我仍然会时不时地到慈寿塔下走一走，一个人在这塔下的时候，有时会回忆起我的母亲，也会因此而去想人这一生有何意义。除了亲情和爱，我实在也找不出更多的令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我如今一直耕耘在生命科学领域，驱动我在这个领域不断前行的力量最初源自于我对母亲的爱，如今我的希望是为其他人留住他们所爱的亲人们，让他们少遭遇一些母亲和我曾遭遇过的痛。这痛包括肉体上的折磨，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随着我对各种各样的疾病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我知道许多疾病很难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如今我更愿意将各种疾病的概念模糊掉，不为任何人贴上疾病的标签，而是把他们当做一个浑然一体的人，帮助他们忘掉疾病，减轻痛苦。

有情众生未必皆苦，有病众生是真的很苦，好多疾病甚至饱受社会歧视，歧视者也许需要到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得了这些病才懂得宽容和接纳。慈寿塔屹立在这片土地上，数百年而不倒，也许正因为它是一个符号性的象征，它象征着人人都向往的慈悲、宽容和博爱精神。我们每个人都终将离去，但在我们离去前，如果我们被善待过，总好过没被善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