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一直活在十岁之前，耳畔经常响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和父母一起到田地里劳动时，听到的阵阵欢歌笑语声。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生命早期的经历对一个人至关重要，绝大多数人的一辈子都只不过在重复儿时习得的生活方式而已。现代精神医学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儿时郁郁寡欢，对玩具和游戏缺乏兴趣或兴趣被父母强制遏阻者，长大成人后会饱受抑郁、狂躁、空虚和焦虑折磨。

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田园生活的人可能会误认为一望无际的金灿灿的油菜花、岭上飘浮着的白云、蓝天下清新的空气、田园牧歌这些是田园生活最吸引人的地方。但这其实只是一种非常浅表的认识，田园生活真正的内核是人与人之间紧密而又友好的情感连接，是一群人共同维护的一种和善而又积极的生活氛围。倘若没有这些东西在，乡村会像空壳一样，我们在乡村住不了几天便会厌倦。毕竟，农村的那点所谓的田园风光，看一个月就会看腻。

农村的农忙季节是很辛苦的，但我在乡下生活的时候，很少听到村民们怨天尤人，跟我在城里频繁地听到大家对生活的抱怨和唠叨完全不一样。我们从六七岁开始便会和大人们一样，卷起裤脚下田，一边被一群蚂蟥追猎，一边插秧，对农村生活的苦深有体会，但依然感觉童年很快乐。

蚂蟥学名水蛭，它以吸血为生，经历了亿万年的进化后，蚂蟥的体内能分泌一种类似于麻醉剂的物质，让被它吸血的动物刚开始的时候感受不到不适，等到我们产生了被它叮咬的不适感时，它已经饱餐一顿了。蚂蟥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它柔软的身体不怕掐和捏，人在水田里劳作时，遭遇蚂蟥吸血，只能忍受着，忍无可忍时把蚂蟥扯下来，一扔了之。被扔到远处的蚂蟥很快便舒展开自己的身体，迅速而又欢快的在水中游起来，寻找下一个供它吸血的目标。

插完秧上岸后，我们的两腿上总会有几处仍在流血的伤口。水蛭体内的水蛭素是一种天然的抗凝血药物，水蛭靠水蛭素来破坏其他动物的凝血系统，让自己饱餐一顿。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古至今，人类也都喜欢捕获这种吸我们血的家伙，将它用于医疗，治疗血栓类疾病。至今，最好的治疗血栓类疾病的药物仍然是水蛭素。

城里的父母若是见到自己的孩子的两条腿上血淋淋的，可能会心疼得要死。但是在农村，所有人都对这种小伤口免疫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小伤根本没有致命的危险。蚂蟥的叮咬不会影响农民们的心情，但是长时间的弯腰劳作却也并非一件轻松和舒适的事情。

农村人用各种各样的笑话来驱散这种辛劳带来的烦躁感，我小时候，每到农忙季节，村里的田间地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农村的田与田都是紧挨着的，所以大家劳动时是在一起的。很少有人在劳动时沉默寡言，基本都是大着嗓门和其他人聊天，聊天内容五花八门，但大多数内容都是很幽默的。农村人似乎天生都是讲笑话的高手，这些笑话总会引起阵阵爆笑声。一上午或一下午时间，很快就在一阵阵的爆笑声中度过，收工时，一片片的秧田也被密密麻麻的插满了秧苗。

我认为这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蕴藏的正是人生的真谛。生而为人，我们注定了要靠劳动谋生，也注定了会在一生中遭受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痛苦和枯燥，但人这种群居动物可以互相陪伴在一起，互相制造无数的小快乐来抵消这种种痛苦和枯燥，让生活变得不那么乏味。蚂蟥的叮咬也不完全是坏事，它能提升我们对痛苦的耐受度，小时候被蚂蟥叮咬过的农村人长大后没那么脆弱，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崩溃。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其乡土情怀和土里土气，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农村一直都是中国人主要的居住地。我对中国人的大嗓门是很理解的，在农村干活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大着嗓门说话，因为嗓门太小就无法与邻居们交流。我对中国大妈们热爱广场舞也是很理解的，我们生来就携带着那种喜欢群体生活的基因，今天的城市大妈们热爱广场舞，不过是我们的祖先们在田地里共同劳作时互相取乐的翻版而已。

农村生活中有许多集体活动，我国各地都有数不清的民俗，大多数民俗都是集体活动。正月里抬着神像游村和唱社戏，青年男女在春天里山歌大对唱，热闹非法的庙会，这些令人欢快的集体活动是人类祖先积攒下来的驱散忧愁的智慧结晶——快乐有时需要氛围。在功能结构学派的人类学家的眼中，没有一种民俗不具有社会功能，民俗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制造快乐和集体疗伤的最好的文化遗产。我们创造了清明节和中元节这样的怀念先人的节日，这些节日就减轻了我们因为失去亲人而产生的痛苦。

费孝通先生说，在他那个时代，一些知识分子总觉得农村人傻里傻气，觉得农村孩子们笨。但在费孝通先生看来，这是一种愚昧的自以为是。如果让城里的孩子在田埂上与农村孩子们比灵活性，没有几个城里孩子比得过农村孩子。我们也习惯性的认为农村孩子们比城里孩子们腼腆，这也是一种城市人自以为是的想法。农村的集体活动之多是城里根本无法比得上的，农村孩子们早在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中被锻炼得很开朗和外向了，只不过他们到城里的时候，还没有适应城里的生活环境而已。让城里的孩子到农村这个环境中去生活，他们也会瞬间变得傻里傻气、笨手笨脚而且还腼腆得很。

在一个中等规模或较大规模的村庄里长大的农村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受到的关爱比城里孩子多多了，因为他的亲族和邻居都会照看他，时不时地赞美他。即便是在一个小村落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小时候受到的关爱也会比城里的孩子们多。人类自动发展出来的生存模式是在熟人社会里与人为善，我们经常看到城里的路怒族们打开车门，和在路上碰到的令自己不愉快的人大吵一架，但却很少看到村里的人这么干。在村里，一个人不懂得忍让是会被集体批评的。

通常，在村里，不够友善的人会被孤立，幽默风趣、与人为善者更受欢迎和信赖。大家出于害怕被孤立的心理，或多或少都会自动地调整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融入到这个友善的环境中，人的社会化就是这么完成的。虽然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但华人社会里以和为贵、团结友爱的传统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民国时期，大哲学家罗素受邀到中国讲学，与中国人接触后，他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赞不绝口，那时候的欧美人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整天在工厂或公司里焦头烂额的上着班，生活紧张而又枯燥，心情总是不美好。那时的中国老百姓虽然物质条件远不如美国人，但却非常快乐，因为他们大多生活在农村，过的是一种立体式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是一个浑圆的整体，没有被割裂成一块块儿。

人与人之间的正向的交互才是人类快乐的源泉，负面的交互只会制造痛苦。和人吵一架可以毁掉好几天的好心情，但与人戏谑几句、被人赞美或安抚几句后，我们的心情马上就会愉悦许多。离开群体，绝大多数人得到的不会是智慧，而会是空虚和恐慌。人的大脑需要在与其他人交互的过程中得到刺激和发展，长久独居者最终不是心静如水，而是大脑功能退化到痴呆了。许多精神疾患都是缺乏良性的互动产生的。

农村的开放性比城市好很多，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我们随时可以去邻居家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玩。现代城市人过度注重自己的隐私，开放性太差，他们关起门来，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训自己的孩子，一些父母总能吹毛求疵地找到自己孩子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子女与父母如果长时间呆在一起，那么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就足以令人窒息。费孝通先生说，一个暴君一生对其单个国民的干涉远不如一对父母一个小时内对其子女的干涉那么多。我们对自己子女的干涉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足以毁掉他们的一生，但绝大多数父母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那就是爱——如果这是爱的话，那也是畸形的爱。我们得承认，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才是孩子痛苦的源泉。

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应该从小就把自己的孩子放入到一个人员足够丰富的环境之中，让他们自己去接受各种各样的刺激，自然成长。而不是密切地关注孩子的一言一行，时不时地指点和纠正一下。我总有一种感觉，现代城市父母像是在盯贼一样的养育子女，时刻与孩子们处于一种硝烟弥漫的状态。我的发小们没有一个为焦虑症和抑郁症困扰，但我儿子的同学中则有好几个已经是中度或重度焦虑症和抑郁症，缺乏玩伴和父母过度的唠叨毁掉了许多孩子美好的人生。

心理学研究认为，一个人在幼时要得到过5000次以上的赞美才能够形成足够的自信，一次批评可以抵消4次赞美的作用。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儿时的农村孩子们大多得到过足够的赞美，受到的批评则少很多。我们的邻居和叔叔伯伯婶子们会弥补父母给予的赞美的不足，他们就像慧眼识珠的伯乐一样，总能发现村里各家孩子们身上的优点，时不时地夸我们一句。我们活动的空间很广阔，大多数时间自由自在地玩去了，不在父母跟前当“显眼包”，我们父母的双眼也就不会时刻盯着我们，对我们的挑剔和责备也就会少很多。

最近的二三百年，这种沿袭很久的生存方式正在受到严重的破坏，熟人社会的消失导致大家就像生活在一座座看似热闹，实则寂静的孤岛之中一样。父母与亲子之间缺少一个像农村那样安全而又包容的大环境的缓冲，经常爆发直接而且难以在短时间内缓解的冲突。在农村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农村如果家长批评和管教孩子过度，左邻右舍都会站出来纠正这些家长的做法，安抚被训斥的孩子。所以农村孩子们的不快通常很快就会消失，而城里孩子被父母或老师批评一顿后好几天仍然郁郁寡欢。因为缺乏安抚，有些孩子甚至会想不开自杀。

现代学校教育在情感培养方面也未能跟上，所以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有越来越孤僻的倾向了。现在缔结的婚姻的稳固性也很差，因为大家普遍不擅长爱和包容，只擅长索求和挑剔。一个人遭遇灾难时，也缺乏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情感救济，很容易陷入绝望之中，缺乏情感的人生与荒漠有何区别？我们的文化在进化的路上，似乎阶段性地走进了一条反人类的死胡同。

我依然热爱农耕生活，在我自己当下有限的农耕生活中，我仍然能够找到自己10岁之前的生活的影子。一起种菜的大爷大妈们，还是那么热情和幽默。共同劳动的时候，我们也互相友善地开玩笑，互相帮助。人固然要有享受孤独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一味的强调独立性而忽视集体性，则是在把人从自然和社会这个整体上生生地割裂开来，这会让人丧失许多乐趣。人生乐趣本来就不多，一减再减后，所剩下的不就只有寂寞、痛苦和空虚么？

美好的生活应该动静结合、劳逸结合、脑体结合，该孤独的时候孤独，该热闹的时候热闹，因为人这个物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每种需求都得到了恰当的满足，我们才不会那么难受和不安。

入海算沙徒自疲，风前月下几攒眉。
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觅了时无了时。

——宋代僧人释师范《对月了残经》

我的菜园种得越来越马虎了，因为我的时间不再像疫情期间那么富裕，但是我依然坚持种着。今年是我在北京种菜的第五年，种植面积比以前减少了一半。因为种了四年后发现，租40平米的菜园纯属浪费，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理，而且种出来的蔬菜也吃不完。

一起种菜的大多是退休的老人，他们比我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所以他们能把菜园打理得很好。我现在一周只能去菜园二三次，每次去呆上一个小时左右，干点浇水和拔草的活儿，感受一下田园生活就回来。往返都是骑共享单车，每次去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作为一个在农村出生和长大的人，我对田园生活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我以前希望尽早回归故里，过上耕读生活。自从有了这块小菜园，我的乡愁似乎被治愈了，不再那么强烈的希望回老家去，眼下这样的生活就令我很满足。在北京，一年两千元的租金不算太高，产出的蔬菜差不多也值这个价钱，种菜收获的快乐则很难用金钱来衡量。

菜园邻居老太太问我，你这么忙，为什么还要继续种菜？我告诉她，忙是我这辈子的常态，我大概率是无法退休的，可能一直要工作到死，我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没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我跟过的老师和我认识的老大夫们，现在大多还在工作，其中年龄最大者已经快一百岁了。我看着他们现在的状态，就知道自己未来的状态了。

所以我不去做退休后的规划，因为对我们这种人来说，退休是一种奢望，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浪费。社会大众不会允许我们退休的，总会有人找上门来。所有想过的生活，都得现在安排出一定的空闲时间来，去好好地过一过，只有这样，临终时才不至于留下遗憾。

我也这么教我的儿子和我带过的学生，我希望他们这辈子都能保持一种平和与放松的状态，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不疾不徐，匀速前行，持之以恒，做个轻松自在的长期主义者。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过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不要死磕在一件事情上。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我们多热爱它，倘若没有其他的令人愉悦的事情作调剂，我们都容易厌倦。一旦产生了厌倦情绪，工作、学习和生活就都变得无趣，我们的人生会从阳光明媚转向阴沉晦暗。

养了一年的猫和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了，它活泼可爱，时不时地会找我们玩一会儿，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只是家里的绿植都遭殃了，自从养了猫之后，绿植就养不好了。但因为经常去菜园，接触大自然，养不好绿植这一损失也就微不足道了。

西山脚下这一片绿地成了我新的精神家园，四季青镇的菜园和果园，北坞公园、中坞公园和玉东公园的稻田，田村的油菜花，玉泉山下的月夜、长河和古塔，西山上的日出和日落，香山上的古松林和红叶，随处可见的清澈的河流或湖泊，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完全契合我的性情。这些地方离我家很近，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左右即可到达，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到这片土地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放松一下心情。回到家后，就又有了十足的热情去读书、工作和写作。

图书馆也经常去，乐器还会时不时地鼓捣一下，猫成了我最忠实的听众。每次我敲响佛音钵或空灵鼓，或用蹩脚的指法拨动琴弦时，它都会像个小迷弟一样，好奇地昂头倾听，那可爱的表情令人忍俊不禁。书柜上摆放的各种小佛像和小动物摆件也成了猫的玩伴，过去我面对佛像静坐时，没有伴侣，如今有了这只忠实的猫和我一起与佛对话，想必佛也会觉得这比以前有趣多了吧。

我的需求很有限，而且都得到了满足，所以我对生活的感受是美好的。我父母都是对生活要求极低的人，虽然我现在每个月定期给我父亲汇生活费，但是他基本上一分钱都不花，全部存起来了。他靠着自己种点菜，加上国家给年满60岁的农民的补贴，居然就这么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我老家的家具，还是我儿时的那一套，父亲把节俭做到了极致。

他也老有所乐，他是我们村乐队里的一员，村里谁家办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帮忙奏乐，每次能赚一百块的辛苦费，一年有几百块到上千块的额外收入。家里的地租出去也有一两千的租金，这些钱基本够他一年给亲戚送礼和打牙祭用的。

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终生都过着低欲望的生活，不管我的收入是高还是低，我的生活标准都很低，低到每个月只需要几百块钱的生活费就足够了。我的儿子也继承了这一特征，一直都不追求奢华的生活，不和同学攀比，所以我的家人给我的压力并不大。

由于从小散养，我的儿子成长过程很自由，他的爱好很广泛，他总能自得其乐。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他喜欢的项目，从小到大，他沉迷过的运动和娱乐项目有十来项。最近这几年他喜欢玩一种card game的纸牌游戏，自己经常去参加北京市里的各种纸牌比赛，据他说这两年他基本上每次都能进全市四强。他玩得很快乐，我也替他快乐，我不想我的儿子读书读成了书呆子。

作为一个甩手掌柜式的老爸，我对他的未来一点都不焦虑，并不把他的学业看得很重。他现在成年了，可以完完全全自由地去安排自己的人生，我不会在旁指手画脚，不会拦阻他对自己人生的探索。我希望他这一辈子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能活得很放松。我反复跟他强调的是，做事只要持之以恒就好，节奏慢点没关系，不必把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弦崩得那么紧。“千里奔袭，必厥大将军”，急功近利，很容易让人崩溃。

我甚至还劝说他不要太把人生理想当回事，如果他对数学有持续的兴趣，那一辈子就好好地搞数学，以一种“玩索而可得”的心态，开开心心地去做自己的研究，把这当做乐趣而不是任务，成败得失不必放心上——我们永远都无须别人来承认我们的价值，我们生命的价值由我们自己来赋予。如果有一天他发现有比数学更合乎他的脾性的事业，转向其他目标也无妨。人生只是一个过程，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不要对结果太在乎。

人只要顺其自然的活着，就不会有太多的烦恼，也不会过得很紧张。生存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地球只是无法满足我们无限放大的欲望，而不是养不活我们。人类社会在有历史记载的这几千年，是越变越复杂了，以至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星球中的人类，渐渐地忘记了我们本来也是生物界的一份子，来到这个世界也只是在经历从生到死的过程而已。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冠冕堂皇又自欺欺人的虚荣把自己套得死死的，很多人因此而活得疲惫不堪。

我想一个通透的人应该能明白，生活还是越简单越快乐，越原始越轻松，越是接近大自然，我们也就越能体会到生命的真谛。破除我执，回归自然，万物皆安好，何事值得忧愁呢？

你不是得了抑郁症，你是真的太惨了。

——知乎上的一位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提及她的主治医师对她所说的一句话

一个1978年出生的朋友的正上初中的独生子最近被发现得了癌症，前不久他的妻子和父亲也陆续被确诊为癌症。这个中年男人一下子垮了，他的月收入只有一万多，很难支撑三个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和家庭开销。他的一位1975年出生的男同事在前不久刚刚因为尿毒症去世，接二连三的噩耗令他彻底怀疑人生，过去开朗的他变得郁郁寡欢。他比以前敏感了许多，现在的他非常恐惧疾病。在未来的几年，他将不得不与焦虑和抑郁长期共存，因为他的几位重要亲人现在每天都在遭受死神的威胁。

我所住的这栋楼上，有一家祖孙三代三口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陆续因为骨癌去世，北京市优越的医疗条件也未能留下这爷孙仨的生命。最后这一家只剩下一个中年妇女，她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丈夫和公公，这个可怜的女人精神失常了。

有个患者的女儿，她的父母双双患癌，丈夫肾衰竭，长期靠透析维持生命，她自己的孩子还小，她一个人扛起整个家庭。她这些年带她家人找我的时候，我一直不肯收取她的任何费用，但她总是感觉很过意不去，想尽各种办法送我点礼物，向我表达她的谢意。所幸的是，她没有崩溃掉。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能明显地感受到她不是那么快乐。

对这样的人来说，精神创伤和压迫性情绪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精神创伤是无法靠语言来安抚的。时间是否能够疗愈他们呢？或许能，或许不能，有些人可能被彻底地改变为悲观主义者，从此很少有快乐的人生体验。

我是在与癌症打交道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深入到精神医学之中的。因为向我求助的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绝大多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扰。我们这个社会对精神疾病一直存在污名化现象，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很容易活在歧视之中，他们在经济上也比一般人更容易陷入困顿状态。因为他们就像是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边缘人一样，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大多处于社会最底层，需要社会救济。

人类至今对90%以上的先天性精神疾病的病因缺乏深入的了解，但创伤性事件造成的精神损伤却很容易被观察到。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和受难者、被拐卖后惨遭虐待的妇女儿童、被慢性病折磨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历经多次重大挫折者，他们都可能出现精神障碍。有些精神障碍是一过性的，另一些则是永久性的。精神科医生们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患者康复，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

精神障碍最初的表现通常都是敏感多疑，敏感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更脆弱，也更艰难，他们更容易形成灾难性的思维，对未来感到悲观绝望，容易痛苦。他们由敏感发展到过度敏感，再进一步地发展到惊恐或妄想，最终就形成了精神障碍，失去了现实检验能力，对日常刺激的适应性显著下降。

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到了后期，他们逃离人群，采用回避的自我防御模式来逃避他们应对不了的社交压力。这又会使得他们变得越来越迟钝，在某些方面过度敏感，在另一些方面过度麻木，最终他们无法像普通人一样拥有正常的情感生活，也很难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有些人最终选择自杀结束一切。

他们最初的敏感通常是被战争、疾病、虐待等灾难性事件激发出来的，这些灾难性事件导致他们的杏仁核过度活跃，他们的警报系统经常不恰当地亮起红灯，他们的情感、情绪和认知都失调，经常处于过度防御状态。

新冠疫情给了医生们一次观察抑郁症产生过程的机会，许多人在新冠后抑郁成疾，突然无法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容易被一些负面的事情感染，经常陷入到恐惧、悲伤与阴郁之中。最初，很多医务工作者认为可能是新冠病毒伤害了患者的脑神经，导致患者抑郁。但据我观察，并不完全如此。瘟疫带来的社会封闭，全民性的恐惧与焦虑，正常生活的失序，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荡不安，都在影响着每个人，这些外在的压力能激活许多人的警报系统，让他们变得比以前敏感与脆弱许多。

实际上，历史上的每一场瘟疫过后，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压抑，这种状况需要很多年才能缓解过来。就像我们每个人失恋或丧失亲人后，需要很多年才能走出悲伤一样，瘟疫过后整个社会的活力也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过来。我们如果去研究人类的历史，会发现有时这样的一个阶段会持续百年以上，人类总在不断地重复这个痛苦而又混乱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乱世”。

痛苦记忆似乎能改写一个人的基因，让一个人的余生经常被其激活，陷入负面情绪和混乱之中。如果一场痛苦是全民共同经历的，那么这场痛苦记忆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的基因组。而且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敏感被过度激活后再生育，还有将其高敏感性遗传给他们后代的风险，超过一半的精神疾病可以遗传给子代或隔代遗传。

我怀疑一些家族性精神疾病与这些患者的祖先们的灾难性经历有关，我们在现实中能看到一些家族的成员们往往比另一些家族的成员们更加的敏感和脆弱，他们的社会适应性较差，他们经常处于令人不适的防御状态。人类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与大环境息息相关，抑郁症和焦虑症虽然不像细菌和病毒这些病原体一样具有传染性，但却有明显的时代聚集性。

我们从文学的时代特色中也能感知到这一点。东汉末年的瘟疫造成社会人口锐减了80%，所以“建安风骨”带有明显的消沉意味；宋代鼎盛时期的文人墨客创造的宋词中则弥漫着百无聊赖的淡淡忧愁，那种醉生梦死后的空虚同样会让人变得虚弱。人类在剧烈痛苦和过度安逸状态，都容易精神失常。我们生而被注定了只能有限的拥有，过度的占有带来的不是空虚便是痛苦。

人类一直在寻找精神解脱之路，从古至今，我们每个人要经历的痛苦都大同小异，佛陀把人生的八大苦总结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普遍的被这八大苦折磨着。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都无法避免的要与这八大苦打交道。

我们该如何减轻这些痛苦？我们的祖先尝试了许多安抚自己内心的办法，并因此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宗教、风俗习惯等可以安抚人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接触和学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内心确实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抚。

随着科学的进步，近现代又产生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等新的减轻人类精神痛苦的学科，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过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我们会发现现代精神疗愈的各种技巧，大都存在从远古的宗教、哲学和民俗中借鉴的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还有一些人在酒精和毒品中麻醉自己，这也是很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宣泄自己的痛苦的途径。

在人类所有的失去中，爱的失去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是最深重的。最能舒缓一个人精神痛苦的是爱和陪伴——这种爱不限于两性之间的爱，甚至也不限于人类与自己的同胞之间的爱，人与自己的宠物或藏品之间也能建立爱，人沉浸于某项爱好或事业之中，对其爱好和事业也会产生爱。但真正的可持续终生的爱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多数人一辈子要不断地经历失去爱的痛苦。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教会我们的后代如何去谋生很重要，但却很少有人明白，教会我们的后代更好的应对自己人生的种种灾难性的变故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在孩子幼年时期就有意识地去训练一个人承受痛苦和失落的能力，对他们进行死亡教育，而且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

人类学家在一些少数族裔中发现了很好的精神抚育技巧，比如在太平洋的某些小岛上，就有这样一种传统，家长会把幼儿逗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冷场，让他们适应失落。这种训练会让孩子们对挫折和失落不那么敏感，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反而更有幸福感。

这像极了人类免疫系统发展的过程，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在与无数的不致命的微生物作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帮助我们抵御了许多疾病。被过度保护，从小就很少接触脏东西的发达国家的人的免疫系统反而比在脏乱差的环境中长大的欠发达国家的居民要差。从未感染过天花的美洲原居民在欧洲探险者带来的天花病毒的冲击下，大量死亡，节节败退，几近乎灭族。新冠疫情后，人类的免疫能力出现了很大的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的隔离导致常见的病原体不能像正常年代一样在人际间传播，被过度保护的人们缺少了训练其免疫系统的机会。

社会的发展也在让我们失去许多情感支持，早期人类生活在部落之中，每个人与整个部落成员都建立起了情感链接。后来，这种部落发展为家族，各个家族又通过联姻结合在一起。人们自然而然地与许多亲属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和情感连接后，遭受风险和打击时，能够通过亲友的支持来得到一定的弥补。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各国的亲属系统都在土崩瓦解，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情感链接越来越少，越来越脆弱，人抵御各种灾难性事件冲击的能力也越来越弱，所以如今的人们似乎比我们的祖先们更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疲劳。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质量和人均寿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我们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却有增无减，世卫组织根据流行病的发展趋势推测，抑郁症即将在未来的几年内成为全球医疗负担排名第一的疾病。

文明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感很有限，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让人自身能感受到更多的幸福的智慧，需要从优生优育的角度去预防更多的人生悲剧，也需要建立更好的社会制度去减轻人们在灾难性事件中承受的痛苦。如果我们生育下来的孩子们将来经常地活在痛苦之中，不能感受到人生的快乐，那我们生下他们的目的就很自私了。

在今天，我们应认识到，学习快乐的生活技巧也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之一，它与谋生技能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精神致残会导致一个原本具有谋生能力的人丧失谋生能力。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塞利格曼一生都在致力于提升人减轻痛苦、感知幸福的能力，他甚至写了一本名为《如何教育出一个幸福的孩子》的书。

尊重孩子的个性，给孩子充分的表达自由，允许孩子有自己的爱好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爱好，鼓励和帮助孩子们与他人建立起健康的情感链接，让一个人从小就拥有一种多元化的生活，这些都能有效地提升他们抵御痛苦的能力。因为当痛苦来袭时，任何可以转移一个人的注意力并重新激发他们的活力的人或事都有积极作用。漫漫长生，谁都不会一帆风顺，抵御痛苦和感知快乐的能力越强，人的一生也就会不会那么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