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起床后，我去香山脚下的菜园里干了会儿活儿，那种时不时忧伤的情绪没有再出现。眼前还有一堆的事情需要处理：工作、生活、家庭、情感、老人的病、子女的教育，以及家人之间一地鸡毛的恩恩怨怨，每个问题都很棘手。它们就像漩涡一样，形成各种朝向不同的力量，而我自己，就在漩涡的正中央。这一切都在等待着我来处理。

我母亲说我是活了几世的人，命大得很，很多次都从致命的灾祸中逃脱。但她还漏了一次没说，那就是我小时候的一次溺水事件。有天正午，我在我们村的河中央溺水了。我会游泳，但正如老话所说，善泳者溺，那一天我在水中抽筋了。四周无人，呼救都来不及，我在慌乱中呛了好几口水。最终我沉下水底去，在水底里摸到一块大石头。我抱着那块大石头，靠它来把我稳定在水底，然后选定一侧河岸的方向，一步步地在水底里从河中央走向河岸，我因此而得救了。

人生的十字路口就像是溺水现场，漩涡中的各种力量试图把我们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当此之时，如何决断呢？我想唯一可遵守的原则就是良知，认理不认人，同时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安抚好各方的情绪。掌握这个方向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从我父亲那里耳濡目染而来的。小时候村里很多人闹纠纷，到我家去找我父亲评理，我父亲就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协调各方的关系。

概言之，我们要行一切善，去一切恶。善意可作为化解恩怨的终极法宝，而作恶只会带来一时的快感，却要遗留巨大的后患，它会使得恩怨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要想平衡好各种关系非常不容易，在漩涡正中心的人，只能在良知、爱与理智的指引下前行，不能靠情绪来解决问题。情绪不能解决问题，情绪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中年人最大的奢侈就是生病，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是精神上的疾病，都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影响巨大。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每个人都是社会上的一个零件，有他独特的社会功能，如果一个人因为生病停顿太久，那些依靠我们运转的其他零件就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快速康复，就要快速康复起来，不要拖拖拉拉，医者的一大职责是为患者寻求快速康复之道。

我一直主张癌症患者尽早回归到生活，回归到社会中去，继续扮演他们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对其他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应该如此。我在知乎上看到有部分躁郁症患者吐露心声，说他们自己其实是在拒绝康复，因为他们不愿意承担他们要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毕竟承担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但我不喜欢躲在抑郁症这个挡箭牌下太久，人抑郁了不易被察觉，这是真的，一旦察觉，就应该马上治愈。对训练有素的医生来说，这类爆发性的抑郁，治疗起来就应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其实已经抑郁了大半年，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严格来说，少于一年的抑郁算不上抑郁症，只能算是假性抑郁，真正的抑郁症是持续一年以上不能缓解的抑郁。

抑郁症和抑郁症是不同的，有些抑郁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比如边缘型人格障碍等），会导致患者终生难以痊愈，只能最大可能的调适自己的生活状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对于这类患者来说，选择合适的生活环境与陪伴对象，比个人努力重要多了，因为他们已经无法通过个人努力达到目标。

正常人在这个社会上不能缺席太久，缺席太久，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团糟，恶化的生活又会导致疾病的进一步加重，也会遭受经济财产的损失，形成恶性循环。印度古医学阿育吠陀就特别强调这一点，它认为人的康复必须与实际的经济生活同步进行。疾病摧毁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也摧毁了家庭的正常功能，自古至今，医生所救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而是一个个家庭的幸福。所以人们常说，疾病常有，良医不常有，能够药到病除的良医一直都是人类的福音。

但医生不好做，在我对外宣布我轻度抑郁了之后，好几个医生和护士朋友联系我，纷纷表示我写出了他们自己的心声。自2019年底发生新冠疫情以来，好多医生累垮了，他们中有几个处在重度抑郁中，有一些则已经抑郁很久了。

我们互相感叹，我们算是幸运的了，还有些同仁已经因为这该死的瘟疫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总算是留下了一条命，抑郁了还有康复的机会。那些离世的，就只能给自己的家人们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其实未来十年，另一场大型瘟疫可能不可避免，今天我们痛定思痛，未雨绸缪，为未来提前做些规划，到时候也能少受不少罪。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能那么快摆脱抑郁，冷静下来。这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同时也花了很多时间按照佛教的六度（持戒、忍辱、布施、精进、禅定、般若）来修习。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解脱法门，但智慧是排在第一的。智慧到了，其他的各种辅助手段是可有可无的。在西医看来，抑郁症的根治靠的也是认知的改变，而非其他。

禅宗历来都认为，彻悟只在一瞬间，一瞬间彻悟了，人就可以像桶底脱掉，桶内所装的烦恼一下子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这一瞬间彻悟的功夫，却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一个人智识（智慧和知识的综合体）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自我修复能力就会非同一般，所以平时提升自己的智识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提高？阅读、思考、实践、反思、归纳、纠错、再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把这套完整的程序内化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我们才能真正高效的提升自己的智识。智识是一个人精神的根基，根基不到，很多事情是无法强求的。

我也还有一堆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把情绪稳定下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在良知、爱和理智的指引下前行”的处事原则后，一切就都简单了许多，生活立即变得有序化，头脑也清楚了。也许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掌控，许多结果会与我们期待的不一致。这些都没有关系，遵循这种原则，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收获多少就收获多少，遵循“因上尽力，果上随缘”的原则行事，不做过高的期待，信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就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很多朋友祝我快乐，在他们看来人生可以简单的分成快乐和不快乐两种状态。其实还有一种状态也很常见，那就是平静，它介于快乐和不快乐之间。这可能是我暂时或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更愿意守住的一种状态。因为我的人生在未来几年，会发生一些可以预见的丧亡事件，能够平静就很不错了。

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人生的八大苦，大多集中在中年人身上。如果说中年以前，我们的人生是在奔赴一场盛宴，到场的嘉宾越来越多的话，那么中年以后的人生就像席终人散，嘉宾们纷纷离席，每走一个，我们身边的人就又少了一个。

中年人在经受八大苦的洗礼之后，如果还能心静如水，淡定从容地过完余生，就已经很好了。我们需要的不再是高亢的音乐盛典，我们需要的只是一支可以伴我们入眠的小夜曲。

沙门问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怀恶故，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佛说四十二章经》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人类处理悲欢的智慧是相同的。

在高中时代，我的恩师教我读书的方法，与现行的常规教育模式截然不同。他有许多藏书，他经常从自己的藏书中挑出一大抱书来，放到我课桌前，把那些书留给我随手翻阅。他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只是精心挑选一些适合当时的我阅读的书，让我自己再去做二次选择。喜欢的就留下来读，不喜欢的就放过去。每周他会给我拿一次到几次书，我也经常把不想读或者读完的书还给他。

这个读书方法是我们师生之间的默契，我的恩师一直强调，教育不应该有功利性，阅读是丰满自己心灵的过程，心灵的需求只有心灵自己知道，随心所欲地读书，效率是最高的。我的老师对我几乎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他唯一的期待就是我能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成为集大成者。

我高中毕业后，一直坚持这样的习惯，但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支持这样的学习方法，所以我也不认可它，于是便脱离了教育系统，从大学退学了。

我成了我的恩师的教育理念的实践者，19-41岁期间，我在国家图书馆读书的时候，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宗教、心理学、人类学、情报科学、信息科学、文学都去涉猎，国图阅览室和借书库许多书架前都有过我的身影。当一个人放弃学历、职称而去读书的时候，他的阅读就纯属由爱好导向，而非由功利导向。

我从19岁开始在国家图书馆读书，此后在国图用我老师的这套方法读了二十多年的书。与此同时，我还经常逛各种书店，看到心仪的书就买回去。现如今我的藏书有很多，我不怎么去图书馆了，偶尔去图书馆，还是按照这种随心所欲的方法来读书。我从不强迫自己为了某种目的——比如考试或考证，而去读指定的，也许自己并不喜欢的书。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种读书方法比这种读书方法更优胜，也许将来有一天，人类的教育终于返璞归真，回归到我使用的这种最简单的方法。一个人的求知欲是内生的，在求知的过程中，他想要什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教育的最佳状态，是应该由学生来主导学习方向，而非教育家或教师。

我认为我自己的这一生是非常幸运的，找遍全中国，可能都没有几个人能够像我一样，自由自在而又快乐地在书海中遨游半辈子。这样的读书会使人收获大量的最适合自己的东西，在关键时刻，我们所学过的一切都会发挥作用。

我从七岁开始，学习佛经。十九岁开始，研究精神病学。七年前，我开始深入地研究抑郁症，并且帮助抑郁症患者从抑郁症中解脱出来。对于抑郁症，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我对精神分析学派、认知疗法、宗教训练这一整套的疗愈抑郁症的程序都不陌生。

在我作为旁观者去帮助抑郁症患者的时候，我收集了大量的对付抑郁症的方法，在我看来，抑郁症是可以用一剑斩断三千烦恼丝的方法来彻底根治掉，而且速度也应该非常快的。

人之所以抑郁，是有某种应力在发挥作用。我们站的姿势不对，我们的身体内部就会产生某种应力，时间长了，这种应力的副作用很大，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高低肩、长短腿等一系列的脊柱疾病问题。

根治抑郁症，关键就是要找到这种应力，然后把它释放掉，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抑郁症就治愈了。很少有疾病不是在生命早期就已经萌芽的。生物学上把生物在生命早期受环境的影响，发生的一些变化，叫做表观遗传变异。通常，它都是一些甲基化过程。举例来说，一个从小就习惯了吃腌菜之类的高致癌物的人，实际上在童年时代就种下了癌症的根子，只是要到成年后才发病。

抑郁症也是如此，所以精神分析学派会特别重视到童年去寻找抑郁症的病因。一个人在孩童时代受到了某种压抑，就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行为或思维习惯，一旦找到了这个病因，就能根治掉抑郁症。但是这个寻找病因的过程并不简单，它需要一个人具有强大的内省能力。内省是一项特别的能力，并非所有人都具备。

而且抑郁症的病因相当复杂，也并非只有童年伤害这一种病因。一些特殊的天才，他们具有非常强的冒险和探索精神，在他们进行冒险与探索的时候，他们也会产生抑郁现象。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丘吉尔和费曼。

丘吉尔一辈子都为抑郁症折磨，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的大冒险家和演讲家，他的演讲极有感染力，能够打动许多人。他所做的许多决定，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都是非常大胆，又极有远见的伟大决策。他那篇著名的让英国人热泪盈眶的演讲，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决策珠联璧合，对二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丘吉尔说：“ 这次战役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我们将在海洋上战斗，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战斗！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敌人占领，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们有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这篇演讲是如此地铿锵有力和鼓舞人心，他竟是出自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口中。丘吉尔同样令人心神荡漾的作品还有他的长篇巨著《英语民族史》，如果我们看过这本书，再来看唐德刚、黄仁宇、许倬云，乃至汉学家史景迁与撰写了被誉为当代《史记》的《世界文明史》的威尔·杜兰特等人的著作，我们便不难发现，丘吉尔才是他们这些人的鼻祖，他们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丘吉尔的味道。

很少有人有丘吉尔这样的天赋和魄力，他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把英语运用得出神入化。丘吉尔抑郁是真的抑郁吗？还只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活在人群中，注定了要不被人理解，这不理解又会导致丘吉尔这样的人经常陷入痛苦之中呢？或者说一个像丘吉尔这样具有创造力的人，本来就很容易陷入激情澎湃和深深的忧思交替之中？

同样，费曼抑郁的时候，是真的抑郁吗？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为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创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当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在广岛上空腾起的时候，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那一刻的费曼看不到希望，他看到的是人类亲手建设起来的桥梁和高楼大厦，最终都将毁于原子弹，人类文明也终究会毁灭于核弹的悲惨前景。

这悲观的预期导致他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忧伤时不时地袭击他，他花了很久才从这忧伤中走出来。那么是费曼杞人忧天，还是真的有一天费曼所担忧的会成为现实，而他只不过像先知（有抑郁气质的人，通常真的像先知一样有预见性）一样，预判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在费曼抑郁的时候，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冯 · 诺依曼几乎也陷入了同样的状态之中，这位伟大的天才最终用一句：“不要把全人类的责任扛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来开解自己并安慰费曼。

现行的解读抑郁症的各种著作都谈不上完美无缺，约有20-40%（之所以统计数据会有这么大的偏差，是因为人们至今都没有搞清楚抑郁症）的人在一生中会遭遇一次或多次抑郁，持续不断的忧伤会袭击他们，把他们击垮在地。

我有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这些知识使得我可以举重若轻地解决自己的抑郁症问题。

8月17日晚上，当我从楼上往下看，看北京城的万家灯火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忧伤了。此前折磨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疲劳感和忧伤感忽然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又能感受到人间的美好，并由衷地发出赞叹——窗外的夜色真美丽啊！

我再也没有哭泣的欲望了，我又发现了思考的乐趣——费曼的一生，绝大多数时候沉浸在思考之中，对他来说，思考就是快乐之源，所以他用《思考的乐趣》来为自己的书命名。这世界上有一群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思考，我虽然没有办法与丘吉尔和费曼这样的大人物并肩，但有幸与他们有共同爱好。

在这之前，有很久一段时间我丧失了一切兴趣，我的生活没有支点。但是在8月17日晚上，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状态之中，沉浸在思考的乐趣之中，平静而又愉悦。因为我终于用智慧的灯照亮了我内心深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无明尽时，安宁即至。

我从小就非常有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我三十余岁时，有一次和我母亲在一起聊天，我母亲对我说，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命有多大，你是活过好几世的人了。1岁多的时候，放火把家烧了，差点害你和你哥葬身火海；五岁到七岁时，淘气得要死，从各种高处往下跳，头摔破了好几次，至今还留下了几处疤痕，以至于小时候人家都笑话你，叫你疤子；刚上小学，就去徒手抓各种蛇，吓得我心惊肉跳；在小学时，总是带着一个锄子到处挖掘，挖出了一个废弃的沼气池，差点中毒死了。你比一般孩子难养多了，不要怪你爸小时候惩罚你，我看你受到的惩罚还不够，仍然是一点都不怕死。

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怀疑我家根本不是我放火烧着的，而是我哥哥干的。但是如今不得不相信家里人的说法是对的，从性格特点来看，这种事情就应该是我干的而不是我哥干的。我一生都充满了好奇心，也敢于冒险做各种创新性的尝试，从小到大没有按部就班地成长过。

观照自己的从前时，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很另类的人，与这凡世中的绝大多数人有着根本的区别。认识并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准确的定位自己，我们才不至于精神错乱。

其实小时候我所受的伤害算不了什么。我二姨父对我也很好，这些年他对我的评价高到我无法承受，他甚至认为像我这样既孝顺父母又聪慧的人，在我们县很难找出第二个，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冤枉我偷了他们家的东西。我们村村长的儿子，和我打完架不久，就和我玩在一起了，我们后来甚至成了关系最亲密的发小之一。他的身世很可怜，没有过几天辉煌的日子，他的妈妈便因病去世，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才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样子。他爸爸再婚后，他后妈对他并不好。有时他会向我哭诉自己的不幸，而我则在旁边默默安慰他。

众生皆苦，人人皆有值得悲悯的一面。我没有记恨任何一个人，我父亲若知道我当时的遭遇，我相信最先站出来为我撑腰的，一定会是他，只是我不告诉他而已。这件事也让我学会了坚强和独立，所以从好的一方面来说，它也是我成长的资粮。

我之所以去回忆这一切，只是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说，我们所受的一切窒碍，看似今日才发生，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以前没有积累出足够的当量，还不足以爆炸。就像两个恋人分手，看似在一瞬间，但离别其实早已开始。如果我们不找出问题的根源，我们无法彻底治愈疾病。有许多疗愈，都只是表面上的掩盖，待到时机再成熟时，还会复发。要想彻底根治抑郁症，必须得一路追问到底。

那么追到底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什么呢？嗯，我个人发现了一切皆是空无一物。佛教的缘起性空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人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万物的原始皆“空无”，因缘和合才会产生“有”，但这“有”其实属于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假有”，不是真正的有。

从直观上来说，上述一段话可以通俗理解为：这都算个屁呀！但我们内生的一股应力就是在这种屁大一个事儿中产生的，而且长期未被消除掉。一旦消除掉它，我们就痊愈了。是的，我这几天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消除自己身上的这股“应力”——找到它，凝视它，理解它，它就消失了。

我并不是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因为我是个幸运的人，我父母爱我，我读书的时候遇到的老师爱我，我一生都不缺乏安全感，我有很强的自信。但是我知道很多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是没有这些的，他们必须得有很多爱的滋养才能康复起来。

我母亲一生都没有直呼过一次我的名字，她对我的称呼只有两种：细的（黄冈话中小的意思）、细儿（黄冈话中小儿子的意思）。小时候我非常贪玩和调皮，经常在外玩得饭都不记得回来吃。我母亲就满村地喊：“细的勒——，细儿勒——，别玩了，回来吃饭啦！”她那悠长的声音，我至今记忆犹新。如果我正在和人玩弹珠，我听到这声音，就会和人说：“这盘玩完了不玩了，我娘喊我回家吃饭了！”

我母亲的这种亲密，让我从小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背后还有我娘。我如今想起来，我也从来没有直呼过我儿子的全名，一直都是称呼他为儿子或崽。这可能也是从我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这亲昵的称呼的作用非常大，当世界上有个人这样称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安全感会很强。我们会知道，在那个人的眼中和心中，我们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符号，而是和他血肉相连的一种存在。许多人在亲密关系中甚至接受不了恋人的爱称，可能根源在于他们幼时缺乏这样的情感纽带。

抑郁症其实并不难治疗，难的是患者欠缺的情感纽带和自身的知识储备，如果情感纽带牢固，知识储备足够，抑郁症可以在被确诊后，短短几天内痊愈。如果这些都缺乏，那么治愈抑郁症就需要靠缘分和时间了。

今天我很平静，不再莫名忧伤，抑郁症量表测试结果为6分——0-11分均为健康状态。我对最近写作的几篇文章很满意，我以前一直不太满意自己写作的文章，但最近我的写作似乎进入到了最好的状态。

行文至此，我的耳边又响起了我娘的呼唤声，我又仿佛回到了儿时，听到了母亲那悠长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细的勒——，细儿勒——，别玩了，回来吃饭啦！”

再见，抑郁症先生！我娘喊我了，我不和你玩了，我要回家吃饭了。谢谢你来找过我，促进了我的成长。

昨天我发了一篇《我轻度抑郁了，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文章后，收获到了许多朋友的问候，这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但我现在不宜被打扰，所以我不做太多的回应。

有很多朋友为我的状态担心，为我出谋划策，我很感谢大家。我进一步的说说我现在的状态吧，其实通过我自己用药调理，我目前的睡眠和饮食已经恢复了正常。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菜园里干上一会活儿，累出一身大汗。我骑行在路上，风驰电掣，活力四射，躯体症状实际上完全消失了。

我如今仅剩的状态，我想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我想以开放的心态而非封闭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一切，因为我要从这种状态之中逃脱出来。我可能暂时不爱与人交流，但是你们可以通过阅读我写作的文章来了解我情绪的流动。

每天，忧伤会不定时，不定次数的袭击我，毫无预兆，让我经常流泪。当忧伤来袭时，我立即对整个世界失去了乐观的看法。我以前对绝大多数事情都持乐观看法，我对身边的人充满了爱意，对亲密对象总会不惜用一切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我对她的绵绵爱意。

这些让我充满了力量，我不但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而且积极向上。但当忧伤来袭时，我的世界阴雨绵绵。这时候，我陷入到秦观的词“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之中，难以自拔。以前路边的一朵花，一片漂亮的落叶都能让我很开心，但是现在任何事情都会触发我的悲伤。

我与年底疫情爆发前判若两人，在疫情爆发期间，我累到吐血，最多的时候，每天有超过一千人向我求助。一个医务工作者每天面对一百个求助者，就足以累到虚脱。十倍于此的量，真的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幸福感。当时我能感受到惊恐、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在包围我，我奋力与这种大的社会氛围抗争，帮助别人解除身体与心灵的痛苦。

那段时间，睡眠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每天能睡一两个小时就不错了。我处于奋不顾身的状态，在自己感染后，也就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就起来照顾家人，照顾病人，后续我的咳嗽一直折磨着我。我忘记了生活中一切重要的日子，心中只有那场波及所有人的瘟疫。

2月份的时候，我还没有休息过来，我的亲戚把我带入另一场令人绝望的折磨之中。我不得不去了解我过去从未了解过的刑事案件，他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但实际上后来一个北京警察和一个东北警察的哥哥都告诉我，当时我缺乏社会经验，如果我有足够的社会经验，被逮捕入狱的不是我的亲戚，而是来北京诱捕他的地方警察。那个东北警察的哥哥还告诉我，他弟弟就是民警，他弟弟的同事到北京截访，上访者（正常的上访是宪法支持的公民权利）向北京警方报警，他弟弟的同事锒铛入狱。

营救过程是艰难的，因为与公权力的对抗很困难，滥用职权的警察也提心吊胆，担忧我对他采取措施，跟我的家人们勾心斗角，威胁我，告诉我，如果我再继续干涉下去他就来逮捕我，把我当做同案犯。我当然不害怕他，但却担心影响我儿子的高考。亲戚进了看守所后，就一个劲儿的打电话要求家人营救他出来。但他还是足足被关了两个月才被放出来，而且是在认罪认罚后才被保释，至今仍然在保释期内。

我在每日繁重的工作之余，为了这件事情操碎了心。而且这件事情也让我们一家人丧失了过去的安全感，我儿子直接的反应是不再想在国内读书了。他高烧了一周——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高烧这么长时间，之后的考试一次不如一次，完全发挥不出正常水平。

我的重点于是转移到为孩子做心理建设，找境外合适的学校，最开始想到的是香港的学校，后来就想去其他国家。这仍然是一件非常耗费心血的事情。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也在这种时候不止一次地亮出了红灯，我还得准备自己的高考，这些使我疲于应命。

时过境迁之后，回首过去的这大半年，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承受了这么多。紧接着暑期，系列家庭矛盾和情感矛盾开始爆发，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过，我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的生活不断地被噪音塞满，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好久没有像过去一样爽朗的大笑过，我笑的时候，嘴角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我才知道，我像一根弹簧，被拉过度了，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

再到后来我感到自己麻木了，我很痛，却不知道为何这么痛，也不知道这些不良的情绪的出口在哪里，我有一种被“冻住了”的感觉。我突然惊醒，这种“被冻住”的感觉就是抑郁症的临床特征。我开始寻找量表做测试，发现自己的得分是25分（12-25分为轻度抑郁，大于25分为中度或重度抑郁）。

8月11日我在摄像头上敏锐地发现我父亲有点异样，五分钟内我就买好了回家的车票，我要回去看看他，回去后检查发现他果然脑梗了。8月12日我在我母亲的坟前放声大哭，那一场痛哭让我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它奔腾而出，汹涌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拾。血缘关系让我父亲第一时间敏锐地意识到我过得不开心，在那天上午，我们去药王庙的路上，我父亲开始对我进行谆谆教诲，他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爱惜我自己，不要活得太累。

我在母亲的坟前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爱，在与父亲一起在药王庙散步时，感受到了父亲对我的爱和理解，我的情绪开始一点点地从谷底向上回升。我知道我必须奋力挣扎，才能够把忧伤驱赶走。我为忧郁症患者做过治疗，知道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一旦封闭起来，痊愈将会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我必须给我自己开一张口子，我要让我的那个内在的自我展示出来，被人看见。要让人知道我的边界在哪里，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倘若不这样，我将会被忧伤吞噬掉。

我该感谢自己的地方太多，我一生是如此地勤奋，每天都在阅读，每天都在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极容易发现自己患病的信号，同时也比绝大多数医生更清楚如何拯救自己。我也几乎每天都在写作，我虽然拙於言词，但是只要提笔写作，便能流畅地表达出我自己内心世界中所思所想的一切。

多年来我还保持良好的运动（或劳动）的习惯，这习惯的力量甚至让人在陷入忧伤的状态之中，还能够继续高效率地运转，而非飞速滑落。还有我母亲给我的优良基因，它让我对抑郁有一种天然的对抗力量，我坚决不容它侵蚀我太久。一旦发现，我就要粉碎它。

所以不出意料之外，当我再次检测时，我的抑郁量表得分很快急剧下降到13分（当然，这个数字在近期可能会反复波动），已经很快就接近痊愈了。只是我暂时还不能摆脱忧伤时不时地袭击，我看到每个病人的艰难都容易为他们难过到接近呜咽的程度。

我从老家回来，在路上，与四个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碰面，那些可爱的小天使的遭遇让我立即陷入到忧伤的状态之中，不能自拔。看完病我迅速到郑州东高铁站，把自己的眼泪释放出来。

这种情绪激越的状态，显然还是不正常的，尤其对从事我这种工作的人来说，如果这么容易感伤，我每天都将被自己伤害到。我在服用了逍遥丸和二至丸后，情绪稳定了很多，外界的刺激不再让我有形之于色的表现。虽然内心中还会波澜壮阔，但总算好了很多，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它不再肆无忌惮地到处奔腾不息。

我知道，抑郁情绪的爆发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内因，仅有外在的压力是不足以让一个人陷入抑郁状态的。所以这段时间，我进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思考之中，探索自己灵魂深处的伤痛，如果灵魂深处没有伤痛，像我这种儿童期有充足的母爱的人，不至于崩溃。

有一天，我突然就看到了童年时期的那个正在哭泣的我自己，那一刻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记忆就像潮水一样涌来。虽然这记忆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而不太真实，但是却非常完整且合乎逻辑。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不久，临近六一儿童节的一天，我家里有五块钱不见了。那一天我三叔和四叔都看到我在外买烟抽，我还像个大人似的把烟分发给他们抽，他们告诉我父亲我在抽烟。我父亲很生气，觉得我在学坏，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就想到，我买烟的钱可能是偷家里的。

我小时候实在太顽皮了，不到两岁把自己家里的房子烧了。后来又贪玩，玩拖板车，把我爸置办的一辆板车毁掉了。还经常把凳子倒过来，将凳面着地，把它当滑板车用，从很高很高的坡上往下冲。有一次直接把自己的脑袋磕破了，我四叔和四婶看见后，立即把我送到医院里急救。我是那么的敢于冒险和探索，像我这样的孩子，教育起来一定会是一件令父母非常头痛的事情。

所以我父亲当时想好好地教训我一下，让我这辈子长点记性，永远都不要做贼，不要去拿自己不应拿的东西。他在学校操场附近，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让我把没有花完的，偷的钱交出来。我没法交，因为我买烟的钱是我父母提前给我的六一儿童节过节费，才几毛而已，一盒烟那时候只要不到一角钱。

我父亲气不打一处来，用细细的竹竿抽打我，在我的腿上打出道道血痕。旁边的邻居看到父亲打狠了，一边对我父亲说，孩子被打成这样，还不承认，那一定是没有偷。一边拦着我父亲，同时大声对我喊：“快跑啊，志远！快跑！别在哪儿死挨着了。”

被冤枉的我就在那里倔强的一动不动，任我父亲继续打，心中愤愤不平可有无法辩解。后来我母亲在家里找到了那五块钱，原来是被我父亲藏在桌子脚下，那是他习惯藏钱的地方，他忘了，他找不到，就自然而然地想着那钱就是我偷的。

当天父亲就追悔莫及，晚上在我的床前，几乎是流着泪向我道歉。母亲更是摸着我腿上的道道伤痕心疼不已，我只呜咽着，什么话都不说。

这件事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我父亲始料未及的，我的语文老师是我的二姨父——我二姨和我妈妈嫁到了同一个村子里，隔了几天后，他就在全班同学前指责我去他家偷练习本，他的理由是连你父亲都说你是个贼，你就是个贼，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我哭着辩解，但无人相信。后来我们村长的儿子的一块钱丢了，大家也纷纷指责我，说那钱就是我偷的，几个孩子还围攻我，打得我鼻血直流。

我无由辩解，只是从那以后，性格变得异常坚强，几乎所有的伤口都靠自己去舔，一切事情都靠自己努力去争取，从不劳烦其他人。从高中开始，就靠奖学金度日，尽量不用父母的钱。而且对自己在道德上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做了一点错事都很难原谅自己。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伤害其他人。加上我祖母对我进行的忍耐教育，这些共同塑造了我的个性。

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生做事都如此奋不顾身的利他，对弱者有如此强烈的同情心，很少有过利己的时刻。我为这次的回忆痛哭了好几次，我把我心中那个受了冤枉，还倔强地站立在那里挨打的小男孩释放出来了。

我没有恨过我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同样不记恨，我知道我父亲是为了培养一个品行优良的孩子才这么做的，实际上他也成功了，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品学兼优。他们为我能走出农村付出了许多，当时我家条件艰难，但我父亲毫不动摇自己的决心，省吃俭用，也供我读书。他们也给了我十分充足的爱，我其实并不缺乏安全感。只是我受过的这一段伤害发展至此，他们不知道。

我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我的人。有一天我的恩师对我说，志远，你一生都孜孜不倦，像太阳一样发出光和热，但是老师和师娘也希望你能像月亮一样柔美。他能看出我的问题，但是看不出我的问题所在。不过我的恩师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对我说，你经历大悲大喜，大是大非后，会大器晚成。

对于我自己来说，最近这一年毫无疑问是一次巨大的心灵激荡，我在这场激荡之中再次成长。在我发现自己抑郁之后，我马上明白，除了我自己对自己进行深度观照，没有任何人能够帮我走出这漩涡。因为我父母把我生得太过聪慧，培养得太过勤劳，很少有人有我这么大的阅读量。就连把我一手栽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恩师，也已经很难再对自己的爱徒施以援手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不是那么容易被探索出来的。所以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外力激发下进行自救，才能成功。

日本百岁医生日野原重明说，他一生都在探索自己的内心，到了一百岁还会发现自己身上存在很多奥秘，经常会有新发现。人生就是如此，痛苦是为了帮助我们成长的。

每天我都在努力击退我心中的忧伤，我知道这只是应激性的情绪障碍，只要被发现了就很容易被扫荡掉，它不会像那种先天性的抑郁症那么难治疗。但我也知道，它在现阶段可能会导致我的认知出现偏差，使我对各种关系出现悲观的预期，伤害到爱我的人。所以我将尽量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的心意，为自己建立起护栏，重构自己的人生，学会保护我自己。

与此同时，也为抑郁症的疗愈保存一个样本。我是天生的医者，有责任在疗愈自己的同时，疗愈他人，这是我的使命。

机体死亡是由于被耗尽的机体组织不能持续地自我更新，以及通过细胞分裂来维持增殖和组织更新的能力是有限的。

August Weissmann，生物学家，1881年

我人生的第一节哲学课，是我祖母无意间给我上的，她教会了我一个字：忍。

我七岁那年，上了小学，刚学会汉语拼音，祖母就央求我借助字典，教她念经。祖母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从附近的庙里请回来了许多手抄的经书——八十年代，佛经的流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农村老人们得去庙里请人手抄各种经书。

祖母让我教的第一部“经书”其实不算佛经，八十年代，佛教组织不发达，寺庙里流通各种适合民间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学习的通俗易懂的伪“经文”。祖母要我教她念诵的第一部伪佛经是《张公百忍歌》。

这首歌的歌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