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高级别会议通过了一份政治宣言，全球各国共同承诺将携手制定行动计划和目标，以应对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的耐药性威胁。

这可以说是微生物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微生物之父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以来，人类逐渐发明了许多抗微生物的药物，以治疗各种各样由微生物导致的疾病。这些发明一度大大的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

但与此同时，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也促进了微生物的进化，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不再对人类既往所用的抗微生物药物产生反应，传统的抗微生物药物失效，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而失去生命。据世卫组织统计，2019年，全球约有495万人死于抗微生物耐药，而且这一数字正在逐年攀升。

抗微生物药物包括抗生素、抗病毒药物、抗真菌药物和抗寄生虫药物，是人类用来预防和治疗人类、动物和植物感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微生物后产生的疾病的药物。它不但大量的出现在现代医疗系统里，为人类的健康服务，也大量的出现在我们的农业中，人类在养殖动物和种植农作物时都在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以提高农作物和养殖动物的产量。这类药物的滥用促进了各种微生物进化出了抵抗人类开发的药物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难对付了。

微生物不但能造成传染病，也能造成像血吸虫性肝腹水（由血吸虫引起）、癌症（如幽门螺杆菌可诱发胃癌、乙肝病毒可诱发肝癌、EB病毒可诱发淋巴瘤和鼻咽癌等多种癌症）等严重疾病。而我们用来对付微生物的药物的疗效则日益减弱，比如过去很容易就能根治的幽门螺杆菌，现在变得非常难根治，即便用上最新的四联疗法仍然只能根治一半左右的患者，而且其根治率在逐年下降。

所以抗微生物耐药性危机已经与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危机一样，成了影响全球人类的重大危机之一，而且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在这些危机中还偏高。所以世卫组织认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已经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最紧迫的健康挑战之一。

尽管全球各国共同作出承诺，将力争在2030年，确保全球用于人类健康的抗微生物药物中，至少70%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可用类”抗微生物药物，同时会显著减少全球农业食品系统中的抗微生物药物使用量，但这些宣言是否能够落到实处，尚未可知。或许，限制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就像人类治理污染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一样，会成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我们单个个体要想在这种危机中尽可能的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是注意个人卫生，同时规律作息，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睡眠，合理膳食，并适度运动，改善体质，提升自己的免疫力——人类的免疫系统才是最好的抗微生物药物。

中医开处方可不可以像做数学题一样，对同类方剂和药物就像合并同类项一样聚合在一起使用呢？答案是可以的。

自古至今，许多中医界的临床大家都在这样操作。只是每个医生的叫法不一样，比如刘渡舟管这叫古今接轨，焦树德则管这叫“合方”，如果我们翻阅临床医家的医案，我们会在医生们的处方中，找到大量的将多张功效相似或互补的名方合并在一张处方中使用的案例。甚至历史上一些经典名方，其自身就是合并使用其他体量较小的经典名方形成的。

合用类方类药，最大的作用是降低毒副作用，并提高疗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传统中医认为蜈蚣和全蝎都有止痉作用，所以止痉散这张方子就将蜈蚣和全蝎等量并用。张廷模教授提到，一些研究表明，0.5克的蜈蚣和0.5克的全蝎合用，其止痉的效果大于5克的蜈蚣或者5克的全蝎，而5克的蜈蚣或5克的全蝎的毒性又大于0.5克的蜈蚣加上0.5克的全蝎。所以这种合用就既起到了降低毒副作用，又提高疗效的作用。

我们可不可以将类药合用推广到类方合用呢？答案还是肯定的。比如，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的功效很相似，我们将一份的柴胡桂枝汤和一份的荆防败毒散合并使用，其功效比单独用5-10分的柴胡桂枝汤或荆防败毒散更显著，而副作用则小很多。

笔者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在新冠肆虐期间，笔者曾将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平胃丸、泻白散等合方使用，组合成柴桂解毒汤和柴桂解毒丸方剂（笔者以前的文章有几篇专门介绍过该组方），其疗效真可谓立竿见影。笔者以之治疗过许多普通的新冠患者，也以之抢救过多例新冠重症患者，临床疗效令人满意。

当然，笔者所创的柴桂解毒丸和柴桂解毒汤的方剂比上述简单的将类方和类药合并使用的思路要复杂一点，但也仅仅只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而已。

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的适应症主要是身体疼痛、恶寒、恶心等，但新冠的症状较此复杂，新冠患者还有嗅觉、味觉丧失，厌食、腹胀、皮肤过敏、咳嗽、胸腔积液等，所以笔者在组方时，将新冠的适应症分解成柴胡桂枝汤/荆防败毒散适应症、平胃丸适应症、泻白散适应症等几种适应症，然后将以上几种适应症对应的经典名方合并使用，故能对新冠发挥较好的疗效。这个方剂在新冠期间被笔者作为一种通方使用，治疗各种各样的新冠和新冠后遗症患者，大多数患者反馈效果很好。

这就是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合用类方类药的思路，但其实也不过是临床经验多了后，熟能生巧的操作而已。笔者的一个学生去年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上大学后来见过笔者一次，当时她问我，学中医的核心是什么，我告诉她中医的核心是方证和药证——当然，这话不是我的原创，我最早是从胡希恕教授的著作中看到的，胡希恕教授说方证是辨证施治的最尖端。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中医的疗效又靠什么来保证呢？我想中医界最不具有争议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辨证论治或曰辨证施治。辨证施治的核心又是什么？其核心就是方证或药证，什么是方证或药证？通俗来讲，就是一个方剂或一种药物的适应症——这个方子或这种药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具体化为患者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的，比如桂枝汤的适应症是“自汗出、恶寒、身热、脉浮缓”等，葛根汤的一个鲜明的适应症是“项背强几几”（肩膀、背部僵硬不适），苏连饮的适应症是上吐下泻。如果我们记住了许多方证和药证，临床应用时就能迅速地找到对应的方剂。用对应的方剂治疗疾病，患者的症状迅速缓解，患者对医生就有了信心。

记忆方证和药证的难度比学阴阳五行这一套大多了，一个聪明的孩子遇到一个好老师，1-7天内可以把阴阳五行这套江湖切口式的东西学会，如果他口才再好点，出去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他这样学完了，会不会治病呢？我敢保证，他对治病基本上一窍不通。

要想成为临床疗效卓著的中医师，就要下苦功学习方剂和药物的适应证，并不断复习自己所学习的这些知识，即便无法背诵，也要形成条件反射式的记忆。当一个患者向我们描述他的症状和痛苦，我们观察患者的外在体征时，我们的脑子要能够马上浮现出一张或多张与其症状和体征对应的方剂来。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基础，我们临床治病的能力就能起码达到合格水平。

再往前进一步，我们要有分析患者的病情，拆分患者的症状，组合同类方剂的能力。我既不排斥小经方治病的思路，也一直在探索大复方治病的思路，从这二者中都获益匪浅。简单疾病用经典的小名方治疗可以立竿见影，复杂的难治性疾病用大复方治疗，也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

一张合理的大复方绝不是简单的堆砌药味，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多张被很多人证实确有某种疗效的方剂合并在一起，组合成一张秩序井然的大处方。这样的大处方用药剂量小，但疗效却非常出色。

我在用柴桂解毒丸治疗新冠和风寒型或肠胃型感冒时，单次总用药量不过几克的丸药，具体到其中的一种药的用量不过零点零几克，但往往一顿药就能退烧或让患者疾病痊愈。无需动辄将柴胡用到几十克上百克，这种用药方法就安全多了，疗效也提高了，非但如此，治疗成本也下降了。这样的尝试有何不好？

学习方剂和中药基本成了我十余年来每日的必修课，我学中医的重点是学习方剂、药物，同时阅读医案，看其他医生如何处方治病，理解其组方思路。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学习方法，我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现在确实具备了条件反射式的记忆。经常是患者在描述症状，我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相对应的缓解其症状的方剂，我以我能想到的多个方剂组合而成一个处方，可以解决患者的部分或全部问题。

当然，有些患者已经到了灯枯油尽之际，属于不治之症的终末期，临床经验丰富者对这种患者也是能迅速辨识出来的。此时，我们应避免使用药物加重或延长患者的痛苦，做好患者家属的安抚工作。

对历朝历代的知名医生所创制的经典名方，我们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不可以藐视。因为他们之所以能成名，而且不随时间褪色，说明他们创制的方剂确实在临床中被反复验证有效过。医学是经验科学，历经无数人验证的方剂，其疗效是肯定的，我们应尊重并虚心学习，牢记之，在实践中验证之。

一些人自以为是，睥睨天下，或故步自封，以某门派门徒自居，对其他的医生创制的方剂不屑一顾，这种器量很小又傲慢自大的人不适合学医。学医就要博采众长，以济苍生，不拿他人的生命当儿戏，要始终坚持以被前人验证，有效且稳妥的治疗方案为先。这种精神与现代医学中提倡的循证医学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筑牢基本功，熟记一定量（我个人建议最少要有2000个以上）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方剂和药物的适应症，临床用药时才不至于无的放矢。组方用药时，思路不但要清晰，而且要合乎逻辑。合并使用类方类药，就是一种清晰且合乎逻辑的组方思路。只要我们在实践中多应用这样的组方思路，多听听患者用药后的反馈，我们就能解决不少疑难杂症，对自己的工作建立起越来越牢固的信心。

我不爱谈近似于空漠的悟性一词，我认为好的医学思想是可以普及的，是能够像白居易的诗歌一样，被大多数人听懂的。一个资质平常的人只要愿意学医，肯吃苦，并且掌握好的学习与组方思路，也是可以成为一个临床疗效还可以的好医生的。如果有一天我到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我一定会推行自己的这套简单易行，操作性强，人人皆可学习并快速上手的组方思路，而非那些玄乎其玄的理论。

不同剂量的药物产生的临床疗效不一致，这在现代药理研究中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西药存在量效曲线问题，中药也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有许多中医为临床疗效问题感到苦恼的时候，将原因归咎于中药。其观点大致有二：一是认为现代中药饮片的质量大不如前（我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因为实践中，方子开得好，往往从普通药店购买的常规用量的中药效果也很好，说明现代中药效果不差）；二是认为我国药典规定的用量太过保守，按照我国药典规定的用量，很难取得疗效。所以有许多中医临床工作者都在尝试大剂量用药。

大剂量用药有确实能够取得小剂量用药不能实现的疗效，我自己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我在给患者升血小板时，往往将仙鹤草用到100克，部分患者在如此用仙鹤草后，血小板一周内就可以升上去，即便单用一味仙鹤草而不用其他药也如此，但也有不少患者用后效果不佳。

我用白芨治疗咯血和胃出血时，单日用量30-90克或以上，止血效果立竿见影，曾有一位肺癌患者经北京某知名中医教授治疗一个多月，咯血愈来愈严重。其家人找到我，我看了一下教授的处方，对他的方子除将白芨的用量由10克改为45克外，其余都没改动过，患者服药当日，咯血减轻，三天止血。

另一位肺癌患者咯血严重，可以用“盈盆”来形容，西安某三甲医院直接放弃患者，要求患者家属将患者带回家，安排后事。我给他单日用白芨90克，煎成浓汤，不分次数，不分时候，代茶饮，患者当日止血，转危为安。

我母亲农历2011年大年三十因为胃癌呕血，呕血后虚弱得卧床不起，当时我们很紧张，我们原定的正月初五回老家探亲，我担心母亲这次呕血后回不了老家。一般来说呕血是胃出血引起的，而且出血量一般大于500ml才会呕血，我当时给她用红参30g，白芨60g熬汤内服，连服三日。我母亲不但止住血了，大便由黑转黄，而且体力基本恢复，正月初五坐火车到老家后次日，就能外出打牌。

我也将生大黄用到30克治疗肠梗阻的病人，用归脾汤时重用黄芪至120g抢救一日内告病危四次的危重病人，病人都在一日内转危为安。

所以我本人其实对使用重剂是持支持态度的。但重剂的副作用也是极大的，我前述的那位肺癌咯血盈盆的患者在服用90克白芨熬的汤后，虽然被抢救过来了，但也差点诱发了患者的心脏病。将大黄用到30克，另外配伍芒硝等泻下通便药，抢救肠梗阻患者时，患者也曾腹痛如绞，大汗淋漓，险些虚脱。所以我对大剂量用药也是很谨慎的。

现在有许多学者提出应将中药的临床用量恢复到汉代张仲景时代的观点，并且根据柯雪帆教授的考证，张仲景时代的一两约等于现代的15克（这是一个粗略的数字，实际并不完全准确），张仲景用大黄，有时用到4两，也就是60克左右。有没有效果呢？毫无疑问有效果。但是其副作用大不大呢？我切身的体会是大得很，把握不好就要出医疗事故。

我们从《伤寒论》序言中张仲景提及他的宗族二百余人，不到十年，死了三分之二可以看出，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按照张仲景的治疗方法，成功率也未必高。我们从基本的人情世故可以猜测到，张仲景本人应该是参与到其家族成员的治疗工作中去了的，病死率这么高，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所以我特别赞同范文甫老大夫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当要大剂量用药时，宜先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他的这一观点也与《神农本草经》中提倡的用药原则相吻合。先用小剂量，不效加倍，如再不效，继续加倍，直至有效为止。而且有效后，也应“中病即止”，不宜过度用药。

明代李中梓用其“阴阳攻积丸”治疗积聚类疾病（中医的积聚类疾病很多是现代的肿瘤）时，更是创造了一种特别精巧的逐渐加大用药量的方法，他让患者从最小剂量开始，每日加量，加量至患者服药后出现便溏，再从最小剂量慢慢开始，如此循环。

而且他还让患者服用一段时间的阴阳攻积丸后，停用一段时间，改用补剂调理一段时间，再服用阴阳攻积丸，如此周而复始，直至痊愈。这种治疗理念相当领先，他兼顾了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今日西医采取化疗方式治疗肿瘤患者时，秉承的理念不也是这样的吗？

我渐渐地不敢再随便用大剂量的药物治疗疾病，尤其是副作用较大的附子、乌头、斑蝥之类。现在有许多文章过度地夸大大剂量用附子、斑蝥之类有毒药的疗效，这是极为不理智的。

这里需要提及李可老中医，李老在世时，我曾想找他治疗我的母亲。但是当时很意外的有李可老中医治疗过的患者来找我解决他们在李老那里治疗后出现的严重副作用的问题，好多患者在服用李可老中医开的方剂后，病情严重，有些患者甚至一剂药就被放倒了，后续虽经调方，亦无改善，病情危笃。

我最初用归脾汤加天冬、麦冬等调理过一个李可老中医治疗后病情迅速恶化的患者，竟然意外的有比较好的效果。从那以后，好多李可老中医治疗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患者找我调理，以至于当时天涯论坛上有人在李可老中医处治疗出事后专门指名道姓地寻找我的联系方式，要求我给予帮助。

我因此而得知，李老大剂量用附子的确帮助过不少人（尤其是心衰患者）转危为安过，但是同样也导致许多患者病情迅速恶化。我从自己的渠道得悉，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用药思路太偏颇，李可老中医在临终前实际上是有过反思的。但目前我看到许多人在提李可老中医时，均比李老本人当时的观点更为激越。总有人向我推送这类文章，这些推送者心肠很热，希望我阅读这类文章后有所收获，殊不知我是李可老中医疗效的直接见证者，早已对李可老中医提倡的思路的利与弊均有深入的了解。

我对李可老中医的医术和医德都是认可的，提及这段往事并无恶意。只是作为与李可老中医同时代的亲证者之一，我希望留下这段文字，为将来的学中医者提供另一种视角，让他们更为谨慎地看待大剂量使用有毒药品的问题。中医界存在一些忌讳谈论中医疗法副作用的现象，这是不科学也不真实的。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将会误导后来者，一些年轻的中医师不明就里，临床时就很容易出医疗事故。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其职业生涯可能就结束了，后续还可能面临着很麻烦的法律纠纷问题。

再如孙秉严老中医，他在我国中医抗癌领域里是响当当的人物，经他治疗后生存期较长的患者很多，著名的抗癌明星圣地没牙就是孙老的患者之一。圣地没牙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他在孙老那里治疗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提到孙老的治疗方法副作用其实很大，相当多的患者服药几天后就出现双目失明或卧床不起的严重副作用，而癌症并未得到控制，很快就去世了。但圣地没牙后来删除了这篇文章，所以实际上他的这种亲身经历，后世人就很难得知，因此而难以评估孙老治法的利与弊。

我最初也曾尝试过用孙老的方剂治疗我母亲，用药后正如圣地没牙所说，我母亲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不但中毒了，临床疗效也不好。我那时对中医药已经有过多年的研究，及时调整方案后，幸为酿成大错。但历年来我看到不少用孙老留下来的方子自己治疗自己或者尝试着给自己家人服用后的情况，十有八九的患者不是取得了疗效，而是中毒身亡。

这些教训我一直都谨记在心，这些年我自己在探索更为安全有效的中医抗癌和治疗中风后遗症的方案，我为什么专注于这两种疾病呢？原因无他，全因为我母亲生前饱受这两种疾病的折磨，我想减轻她的痛苦，所以最初学中医就目的明确得很。这两种疾病都不好治疗，也都是大剂量用药的重点领域。我越是往深里探索，越是觉得，单就这两种疾病而言，大剂量用药的利和弊都不容忽视。

我自己目前的研究方向是用大复方、小剂量的思路来治疗癌症和中风后遗症，我之前写过一篇《我用中药大复方多靶点广谱抗癌的实践经验介绍》，介绍过我的这一研究思路。概言之，我是将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发明的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拓展至中医抗癌上。

我采用的是将多个治疗癌症的类方和类药组合在一起，每种药的剂量都控制在LD50值（药物半数致死量）的1/100-1/20之间，我用这种方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我曾粗略统计过，这种方法的有效率不比孙秉严老大夫的有效率低，而其安全性却比他的方法高了很多。

但我不也否认一些中医临床工作者用大剂量的小方剂治疗癌症有效的事实，毕竟许多事实是我亲眼见证过的。过去十多年来，我通过与我有联系的癌症患者或患者家属向我反馈的疗效和他们提供的他们在其他医生处治疗的处方，学习了当世许多治疗癌症的中医临床工作者的治疗方法，的确有些患者服用大剂量的小方子有效果。这里需要注意，我在本文中提到的有效和有效果都不是指治愈，而是指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癌症是一种无法轻言治愈的疾病，很多患者在经历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后，又复发了，比如我提及的抗癌明星圣地没牙就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现在在走的这条研究之路和其他医生所用的“小方剂、大剂量”的研究思路都有可取之处，应该秉承百家争鸣的态度，宽容地对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允许其在各自的方向进行深入研究，造福未来的患者，不必厚此薄彼。而且同一个临床工作者，可能有时为解决某个问题时采取“大复方，小剂量”的思路，有时为了解决另一些问题又采取“小方剂，大剂量”的思路，这都不奇怪。

但我们也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超量用药导致的严重副作用问题，这既事关患者的人身安全，也事关医生的职业安全，不应该对副作用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个体差异始终存在，用药治病是最不能出错的事情，一出错就会毒死人，责任非轻，不能不谨慎。

在中药量效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医界最权威的可能要算仝小林院士了。2009年，仝院士领衔的专项项目973计划“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得到国家批准立项，该计划就这一课题进行了长达六年的临床研究，掌握了大量的临床证据。

仝院士和他的团队出版了多部专著介绍他们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展的这项研究取得的成果，其中较为有名的包括《重剂起沉疴——中医量效研究奠基作》《方药量效学》《方药量效求真》《方药量效关系名医汇讲》等，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者可以阅读一下仝院士的这些著作。这些著作不但有很深的学术水平，写作水平也很高，可读性很强，我本人读过，收获很多。

但需要指出的是，仝院士的著作中也存在对大剂量用药产生的副作用缺少追踪研究的问题。仝院士本人侧重于糖尿病研究，其常用的大剂量药物葛根、黄连、山药等属安全性很高的中药，民间用川乌、附子、麻黄、砒霜、雄黄、斑蝥等原药材治病时产生的严重副作用，他的团队所做的研究不多。而且，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更多的是正面的数据，那些中毒的患者未向他们报告。院士团队就像阳春白雪，而我这种下里巴人则更能接触到真实的治疗失败的患者，所以我看到的另一面也不容忽视。

仝院士提出的一个观点我很认可，他认为在急症或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急救病人时用大剂量的小方剂往往有起死回生之效，此时当用大剂量的小方剂，药专力宏，但后期的调治则应该考虑以丸散膏丹等安全性更高的小剂量药为主。这种用药方法既保证了中医药在危重症上的有效性，又兼顾了长期用药的安全性，是既科学又合理的。

他还提出了一种观点：大剂量用药时，一汉两换算成现代的13.8-15克左右，中剂量用药时，一汉两换算成现代的9克，小剂量用药时，一汉两换算成现代的3克。并且他提议煎中药时主要以文火慢熬，而非武火煎开后再文火慢熬，这样煎的药析出的有效成分更高。药与水的最佳比例为1:7.3，这样药物有效成分煎出率最高。他的团队有临床大数据的优势，所做的这些研究都非常有价值，我推荐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者去看看他的相关著作。

用药剂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初学中医者贸然用重剂，可能看到的不是疗效，而是其根本无法善后的副作用。人命关天，不可儿戏。用重剂治疗疾病已经是涉足中医的深水区，若无控制风险的能力，不要太轻率。但重剂又是关键时刻抢救生命的重要手段，想一生以中医为业者不去研究也很可惜。循序渐进地尝试用重剂，用时应多查文献，并且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小心翼翼，密切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此，方能兼顾疗效与安全性。患者安全了，医生才能安全，我们永远要牢记这一点。

治愈你的是上帝，我只是一座把你带到上帝眼前的桥梁。

——韩国某医生

我在北京某国际门诊工作期间，我的一位上级领导跟我说过，有位韩国名医曾说过上面这句话。这句话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会时不时地想起它。年纪越大，阅历越丰富后，我对将医者比喻为通向上帝的桥梁的说法越发认可。

今天上午我去我们辖区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的时候，遇到一个在派出所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年轻女性。她在办事的过程中，可能觉得办事的民警说话态度不好，而且要求她签署的文字声明太繁琐，心中恼怒，与经办民警发生冲突。

经办民警是个女民警，刚开始的时候还敢为自己辩解几句，但她的辩解就像火上浇油一样，导致这位来办事的女士情绪不断升级，愤怒的她一边咆哮着，一边手拿相机拍摄，扬言要保留证据。她的情绪实在太有震慑力了，派出所里所有的民警和保安都不敢和她多说一句话，生怕引火烧身。

首都的民警文明度在全国基本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民警其实已经是弱势的一方。经办民警后来被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任这位女士肆意发泄其心中的怒火。这位情绪高亢的女士不断地要求派出所领导出来，她要当面投诉。陪同她来办事的是她的妈妈，那个妈妈也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女儿在家里可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易激惹的情况，她也害怕。

易激惹是精神障碍患者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我无法由一件小事来判断这位女士是否存在精神障碍，但多年来与大量患者打交道的经历还是让我意识到，这位女士此时需要有人帮助她平复自己的情绪。

于是我上前去和她沟通，希望她能担待些，战火就这样引到我的身上来了，这位女士马上用手机来拍摄我。我和她说，任何行业的窗口服务人员的工作都很难做，请她对这位民警老大姐包容些，多些理解和原谅，有些繁琐的手续是统一规定的，民警也无法更改一字。另外，她这样在派出所里闹，也阻碍了其他人在这里办事，耽误大家的时间。

这些话虽然未能完全平复这位女士激动的情绪，但是总算是缓解了眼前令人尴尬的局面。在我的安抚和劝说下，这位女士也从情绪爆炸的状态中稍稍冷静下来了一些，单独去找派出所领导“投诉”了，其他人的业务才得以办理。

派出所里的几个民警因此而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主动问我要办什么手续，想替我办。那位被投诉的女警则尤为感激，实际上我要办理的业务就是由她负责，她为我办手续时对我很好。

很少有人能与易激惹（过度情绪化）的人打交道，和他们的沟通需要特别的能力，有时只有精神科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能够与他们沟通，因为只有这类专业人员读得懂他们的逻辑。其实大多数易激惹的人也活在苦恼之中，易激惹的特征早已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苦不堪言，他们与外界总是冲突不断，他们的人际关系因此而很糟糕，这同样令他们自己痛苦，只是发作的当下他们是无法自控的。

普通人是深入不到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易激惹者也无法让普通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心声，他们与外界就像隔着一道厚厚的墙，她们在墙里挣扎。有很多时候易激惹者对自己冲动的行为非常懊悔，但却又对自己易激惹的生理特性无能为力。他们高敏感和低耐受力的特征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的生理结构与普通人有一定的区别，在暴怒的那一刻，他们正承受着连他们自己也承受不了的某种生物化学反应，他们眼中的世界与一般人是不同的。

普通人和易激惹者之间需要一道桥梁，借助这道桥梁，他们彼此能更好地理解对方。精神医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此，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担任的就是这种搭桥工作。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与生俱来并难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的。基因的组合存在多样性，人在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手中持有的彩票就不一样，幸运儿中了大奖，不幸的人一生注定要与身心疾病共存。

医者的一项很大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不断地向社会大众科普，解释这种差异性的生物学基础和病理学特征，促进特殊人群（这些特殊人群中也有很多还算不上精神障碍患者）与一般人群之间互相理解，彼此沟通，改善大家的生活质量。这世界永远无法根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许，认识到人类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人自身无法克服的生理性或病理性反应引起的，能让大家都好受点。

下午我打车去一家医院，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坐的出租车是由一个女司机开的。这位女司机在医院门口接上我之后，就说她自己刚从附近的另一家医院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出来，就在滴滴上接到我的单子。她的心绪很不平静，她需要找人倾诉，哪怕只是找一个普通的乘客。

她告诉我，去年11月份，她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肺部有一个小结节，今年四月份这个结节快速长到1公分多，她正在吃中药治疗自己的肺结节。我就她的肺结节问了她几个非常专业的问题：边界是否清晰，边缘有无毛刺，是磨玻璃影还是实性结节等等。她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专业人士，于是把自己的情况一股脑儿的告诉我，请我帮她分析，并给她一些建议。

我听完她的陈述后告诉她，她的肺结节大概率是一个高危结节，因为我们判断一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其中有一项标准是观察它的倍增时间，高危结节在30-400天内可能会增长一倍以上。肺部高危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即便是恶性的，目前阶段大概率也是早期，这种情况下，首选方案是手术切除，并对结节做病理分析。她问我北京哪些医院适合她去就诊，我向她推荐了北京肿瘤医院、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朝阳医院以及原307医院等医院。

女司机告诉我，她是在体检中心检测出来的，最近也在尝试挂号，但是好医院一号难求。打开预约挂号的app，半个月内的号瞬间都被抢光，她非常的沮丧和无奈。这个肺结节让她特别有压力，最后我教了她一些特殊的就医方法，比如通过夜间急诊先住进呼吸科或胸外科病房，在住院期间进行全面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决定下一步的医疗措施。

我给她的最主要的建议是尽早找医院手术，因为如果存在癌变的情况，趁早手术，她的生存期会长很多。等我下车的时候，她想从我这里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和下一步的就医建议，我都已经给她提供了。女司机非常感激，但同时也忐忑不安。此时此刻的她需要一座甚至多座帮助她通向得救的桥梁。出现在她身边的每个医者都是这样的桥梁，每个人渡她一段，或许能够把她带向得救的彼岸。

我这两年以往更热爱自己的职业，也更珍惜自己的羽毛，谨言慎行但又很积极诚恳地与人进行真诚的沟通。因为我知道，这一生一世，我还能充当许多人的桥梁，帮助他们走向彼岸。我不敢拿自己去冒险，也不敢损毁自己的羽毛，因为那样做，会让这个世界少一座有点作用的桥梁。

对我们这些热爱医学的人来说，也许终究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我们对他人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又很难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最应该发挥的作用就是桥梁作用，在特殊人群与正常人之间搭建桥梁，为患者搭建通向得救的桥梁。我们应知道自己该站在何处，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越俎代庖，但也不无所作为。这个度，把握好了，我们便成就了患者，也成就了自己；把握不好，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学习的医学和生物学知识越多，我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越趋近于中性。何谓中性？大概就是不想做任何道德和价值评判。以前我也曾经有一套善恶是非的标准，如今这套标准渐渐地越来越淡，以至于无限的趋近于无了——之所以说是无限的趋近于无而不是完全的无，是因为几十年的惯性作用，偶尔条件反射式的有那么一瞬间会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有评判。但很快理性就会告诉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也是完全没必要的，是在犯错和自寻烦恼。

在一个医生的眼里，这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无病之人。我们了解的病种越多，我们识别其他人身上存在的身心疾病的能力就越强。常人所看到的是是非非和善善恶恶，在医生眼里可能就要与某种疾病的病理反应挂钩。

一个人焦躁易怒或畏惧退缩，我们会想到TA的神经系统可能受到损害而不是想到TA的人品存在什么问题。这就像看到一个人弯腰弓背，表情痛苦时，我们可能会想到TA的脊椎或腰椎受到损害了或阑尾炎发作了一样。看到杀人犯的新闻，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去想为什么这个人会发展为杀人犯，是他继承了反社会人格的基因还是因为他在儿时受到了虐待以至于有暴力倾向？

继续深入学习和接触各种人后，这种对疾病的刻板的认识也渐渐的淡化了。因为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各种身心异常反应，就要深入到各种各样的“患者”群体之中，去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脑回路。久而久之，就会与他们产生同理心，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并不再希望以一种“他者”的视角去评判他们。每个人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都有其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和行为逻辑，这些是生物对环境的反应，尽管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也情有可原，因为它们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能左右的。

当然，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并不代表我们能走进他们的内心，获得他们的信任，以及与他们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帮助到他们。有些身心上的问题从客观上是无法被解决的，这些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是无解的。比如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根深蒂固地对这个世界缺乏信任，它又像其他的A类人格障碍一样，是几乎不可被治愈的。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帮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尊重自然规律，不去做强求性的改变。

我如今不愿意给患者贴上任何标签，我想将来医学更发达点，或许可以用不同的生物学特征这类字眼来代替疾病这种专业词汇。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所谓的“病人”与那些所谓的“健康人”（实际上世上几乎找不出来一个完完全全的“健康人”）相比，只不过是存在某些不同的生物学特征而已。比如说癌症患者只是其身上有一部分的体细胞凋亡的方式不同于非癌症患者的细胞，再比如说精神障碍患者也只是脑部结构存在一些不同于多数人的特征，这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些生物学特征。

我之所以希望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疾病”，是因为我希望从心底里去把各种各样的病患中性化。因为有许多疾病都存在污名化的现象，这种污名化现象导致病人受到了恶意的对待。现代医学的发达促进了大家对各种疾病的深入了解，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新的精神问题。一个被诊断为癌症的人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就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一个双相型情感障碍患者被诊断出来后，身边多数人也会从此把他当另类孤立起来。

我们谈医源性的伤害，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手术刀、辐射线之类的对身体有破坏作用的东西给身体造成的伤害。但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医源性伤害，那就是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许多病人和病人家属在了解自己的疾病之后，出现了继发性的心理障碍。他们对疾病的恐惧心理严重的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身边的人对疾病的一知半解也导致这些患者们从此可能不得不活在歧视之中。

我遇到大量的恐癌者，他们反反复复陷入惊恐与焦虑之中，生怕自己得了癌症，反复做检查——有些最后真的因为检查时受到的辐射过多而得了癌症。我也遇到许多患者家属咨询我癌症会不会传染（正确答案是癌症不传染），因为他们家人中有人得了癌症，他们害怕被传染，从此与患者形成了一层以前不曾有过的隔阂。还有一些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在得知自己的亲人患了精神疾病后，开始有意识地与病人保持距离甚至抛弃他们，使得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我想这个社会要想不形成新的歧视与隔阂，最终还是需要人类共同把各种身心疾病问题中性化，把它们归类为生物学特征，而不是疾病。实际上，大多数疾病本质上就只是异常的生物学特征导致的对环境的不适应。

举例来说，反社会人格者的基因和行为方式几乎就是天生的，他们无法与这个社会相融合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继承这种不好的基因。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人类的文明会进步到对“罪犯”也怀有基本的同情心，废除死刑，尽可能地创造条件避免他们伤害其他人。人类的医学将来也有望发展到在人出生之前就利用基因剪辑技术，把那些严重影响个人幸福和社会安定的基因移除的程度。

从人道主义立场来看，许多罪犯最应该被送入的是精神病院而非监狱。当然，现阶段的精神病院的自由度和舒适性未必比得上监狱，而且现代精神病院也会要求病人做些力所能及的手工，这与监狱里的犯人们要踩缝纫机很相似。犯人进监狱坐了几年牢可能就出来了，但许多精神病患者进了精神病院，一辈子都可能出不来了——他们要走出来，需要医生和家属同意，而非法官判决。

大多数疾病是人类这个物种在进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的基因多样化现象。人类的肤色、相貌都会有很大差异，其他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又何足为怪？每个生物的身上都存在遗传和变异现象，我们既像我们的父母，又不像我们的父母。我们从我们的父母身上继承了许多基因，但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又发生了许多变异。有些变异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有些变异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这些变异导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一些突变型基因，只是有些突变型基因不致命，另一些则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健康和生命而已。

当我们从科学的视角而非道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心平气和。我们不会因为某些人的生物学特征所致的种种与我们不同的行为而生气，我们知道这些只是他们的生物学特征所致的各种自然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可能会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应对措施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完全不必因为这些现象产生不好的情绪反应。

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认知和心态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不再会以简单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他人的各种行为，我们会深思这些行为背后的生物学机理和自然规律，这会让我们不再容易愤愤不平，也不再容易冲动。我们会更理解别人的行为，更同情别人的不得已之处，这会帮助我们与外界和解。人一旦与世界达成了和解，也就不会再那么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