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一生遇到的危急重症非常多，这从他所著的《伤寒论》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出，他在《伤寒论》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也就是说十年内，他的宗族成员死了三分之二，其中约百分之七十的死者死于伤寒。

这段文字中所说的年代可能有误，刘渡舟教授考证，此处的“建安纪年”可能是“建宁纪年”的笔误，因为汉代建安年间没有爆发这么频繁的大瘟疫，只有建宁年间有杀伤力这么强大的瘟疫。张仲景的这篇序言中所讲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可以通过这段文字想象出当时传染病造成的死伤是多么可怕。

汉代末年缺医少药，瘟疫横行，张仲景在这样的年代当医生，他接触到的危急重症患者是很多的。那时候的重症医学没有现代这么发达，张仲景在实战中摸索出了一系列的治疗危重症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连续给药，这种给药思路很独特，我今撰文介绍。

我先将桂枝汤条的原文摘录如下：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桂枝汤方：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这一大段文字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首先，张仲景简明扼要的描述了桂枝汤的适应症，这个适应症就是发热、自汗、畏寒、畏风、鼻鸣、干呕，并给出了桂枝汤的方剂组成：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还介绍了桂枝汤的煎服方法，将药切碎成碎块，加7升水，文火煎至3升。每次服用一升。

张仲景用桂枝汤的同时，还给出了辅助桂枝汤发汗的一些方法，“啜热稀粥”，也就是让患者服药后喝些热稀粥，热稀粥有促汗的作用，同时又能补充营养（糖类）和液体。光这还不够，他还要求患者“温覆令一时许”，也就是盖上被子捂出汗来。

因为在治疗“太阳中风”时，关键是要患者发出汗来，这种治疗方法是中医常说的“汗法”。所以除了用药之外，还要采取一些辅助发汗的办法。古代没有葡萄糖注射液，患者生病了，营养跟不上，出汗多了还容易脱水，热稀粥是碳水食物，可以给患者补充糖，也可以防止患者脱水，一举两得。盖被取汗也是一个好办法。这两种辅助手段加上桂枝汤的药力，患者就更容易发汗。

那么发汗发到什么程度呢？张仲景给出了章程，那就是“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让患者遍身潮乎乎的，好像是要出汗了的样子，这种状态是最佳的。张仲景还说：“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也就是说医生治疗患者，不可以治疗到患者遍身大汗淋漓，那样治疗患者的病肯定是治不好的。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患者遍身大汗淋漓，就很容易虚脱，感染性疾病患者在虚脱的情况下，虽然能一时退烧，但是病情很快会反扑。

所以治疗不能治到大汗淋漓，不能让患者虚脱了。我们要举一反三，用任何一种发汗方法治疗时，都只需要治疗到患者浑身潮乎乎，像在出汗就可以了，这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汗出多了反而会加重病情。那么我们在实际中如果发汗过头了怎么办呢？那就用米粉（现代人可以用超市里买的婴儿爽身粉）扑一扑，这个可以快速止汗。这在《伤寒论》中也有提及，从这些细节来看，张仲景是一个了不起的临床医生，他可以说是见多识广，知道发汗过头了会出大问题。

病人存在个体差异，每个人服桂枝汤的反应不一样，张仲景说“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这段话是说如果病人只服用一次就汗出病愈（病差是病愈的意思），那么要停后服。也就是后面的药即便煎好了也不喝了，治病要“中病即止”，把病人的问题解决了就不能再用药了，再用药就可能过头，过度发汗了。

如果病人服药后不出汗呢？那就要继续服用，服药后还是要“依前法”，通过喝热稀粥和盖被来辅助发汗。这样治疗了病人如果还不能汗出病愈，后面继续服用的时候就要“小促其间”。“小促其间”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后续再服药时，两次用药间隔的时间要缩短。“半日许，令三服尽”的意思是，在半天的时间内，要将煎出来的三升药喝完。也就是用药三次，半天也就是6个小时，6个小时喝药三次，也就是平均每隔2小时喝药一次。

张仲景的这种服药方法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医生和病人早已习惯了一天给药2-3次，很少有医生在治疗病人时要求病人每隔两小时用药一次。所以在古代，感冒这类疾病通常一天就能治好，现代医生反而治不出这种效果。不但治不出这种效果，反而可能会耽误病人。

新冠后我对这一点感触颇深，新冠病毒对人的免疫系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许多人在新冠后体质大不如前，感冒后迁延难愈。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常常拖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都好不了，有些病人甚至因为感冒诱发的肺炎、胸腔积液而去世。

我治疗过新冠后的感冒病人，也抢救过因为感冒迁延不愈而诱发了严重的并发症的患者，采用的就是张仲景的这种频频给药的方法，效果出奇的好。当然，我用的不是张仲景的这种桂枝汤，而是因人而异，给患者用的针对性的个性化处方。但在给药方法上则是学习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给出的这种用药方法，同时在用药时的注意事项上也学张仲景。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大胆的采用了这样的给药方法和辅助发汗的方法后，效果很好，病人一两天就大为改善甚至痊愈。

张仲景的方子用量其实很大，汉代的一两换算成现在的克，差不多是15g。那么桂枝汤换算成现代的度量衡，大致如下：桂枝45g，白芍45g，炙甘草30g，生姜45g，大枣12枚。这个量我们现在一般医生都不会开，我们通常是开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量。我看到大多数医生开的桂枝汤的量是：桂枝9-15g，白芍9-15g，炙甘草6-10g，生姜9-15g，大枣3-7枚。

这个量没法和张仲景的量比，而且张仲景在治疗太阳中风患者时，如果患者病情未完全缓解，他还会在一日一夜内煎多服药服用。他后面就说：“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张仲景在治疗此类病人时，会“周时观之”，这就像现代的住院医生一样，密切观察病人的反应。可能他比现代的住院医生还勤快点，观察得非常仔细，他随时了解病人的情况。如果患者病情危重，就要日夜不停地给药。

服用一剂后，病人还有症状，就要“更作服”，也就是说一天可以不必只用一剂药，可以用二三剂，用到三剂的话，也就是给药9次。基本上除了病人睡觉时间外，其他时间是每2小时一次。张仲景对重病号单日用药量差不多是现代医生用量的9倍。同时还要求病人忌口，“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因为感染后的患者胃口差，消化能力不佳，所以要尽量避免刺激患者的肠胃。

这种治病方法对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来说非常管用，能迅速地治愈他们的急症。免疫力正常者，患感染性疾病可能还能拖一拖，有基础疾病，免疫力低下者，患感染性疾病，出现严重症状时，是一天都不能拖延的。我这几年所闻所见真是令人痛彻肺腑，我有两个亲近之人都是在四十多岁的年龄，仅仅因为一场小感冒诱发了严重的并发症而猝死的。我也不断地听到和看到此类悲剧，这类患者如果能够及时的采用张仲景的这种治疗方法是死不了的。

每当遇到这种事情时，我就对张仲景《伤寒论》序言中的另一段话颇有感触，他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蹉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

张仲景时代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人们仍然热衷于追名逐利，而忽视保护自己的身体，生病了的时候，无法得到妥当的治疗，只能在危急时刻寄希望于作用不大的普通治疗。治疗无效，就只能拖延着，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一命呜呼，真是非常可惜。

遇上危急重症时，最需要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果敢的作风，迅速拦截住病情，避免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不拘一格地用药，随时观察病情的变化，尽心尽力地照顾病人。但遗憾的是，现代医疗做不到这一点，现代中医治病时也大多把张仲景的这种方法抛弃了，恪守每日2-3次给药的常规。结果往往把病人耽误了，一个本可以不死的病人最终死于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感冒，真是太可惜了。

我早年也曾出入于ICU，参与濒死重症病号的抢救，用的就是纯中医的方法，经常有起死回生的效果。我所用的药并不稀奇，都是一些常见的中药，而且大多是在患者所在之地随意采购的，没有特意去选购昂贵的特价药。其实哪来那么多的假药，只要医生组方正确，用法到位，效果很好。

学中医者，对有价值的医学文献，要字斟句酌地阅读，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句子和任何一个字，严谨的临床医生所写的医著基本没有废话。我们要学习其治病的细节，要敢于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些方法，这样读文献和做临床，久而久之，我们的临床疗效自然就提升起来了。

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胡希恕）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辩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谴药，虽寥寥数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渡舟评价同校教授胡希恕先生的话

胡希恕教授是当代中医界的一个标杆性人物，他生于1898年，1984年去世，享年86岁。他生前是北京市中医药大学的元老级教授。195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北京中医学院成立，1958年，60岁的胡希恕教授便被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内科教授和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顾问。

许多名中医都是在中年时期才改行当医生的，比如金元时期四大名医中的朱丹溪和李东垣（他们都是因为家人病故而发奋学医，并最终成为一代宗师），以及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名中医张锡纯，都市如此。胡希恕也是中年才改行当中医的。

1919年胡希恕考入北京通才商业专科学校（现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毕业后胡希恕先后到沈阳县立中学、辽阳县立中学、辽宁省立中学等学校当了3年（1924-1927年）的英语老师。此后又于1928-1935年期间当了7年的公务员，历任哈尔滨市电业公司会计股股长、特别市市政局事业股股长、市政公署营业股股长等职务。

日本侵华后，胡希恕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难到北京。这才在北京靠早年学习的中医知识正式行医，这一年，胡希恕先生已经38岁，年近不惑了。但因为其疗效卓著，胡希恕很快便在杏林中名声鹊起，求诊者络绎不绝。

胡希恕热衷中医学的教育，立志要为中医培养后继人才，建国初期，他和陈慎吾、谢海洲等名老中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批准将胡希恕等人所办的中医学校作为中医教育试点，开设北京私立中医学校，直至胡希恕被调入公办的北京中医学院。

胡希恕的这份履历足够传奇，实际上胡希恕有很深的中医底蕴。1915-1919年，胡希恕就读于奉天省立第一中学时，热爱踢足球，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又聪慧得很。他的国文老师王祥徽先生看中了胡希恕等人，特地把他们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喝茶，请他们跟随自己学中医。王祥徽先生是清朝末年国子监举人培养出来的进士，早年在国子监读书时，跟随清末太医院的太医学过医，后来去教国文，业余行医，在患者中口碑甚好。他遇到好苗子，就想着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们。

王祥徽先生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学术交流最活跃的清末民初时期。当时中医界普遍受西医和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主张中医要进步，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王先生教的学生中，胡希恕学得最好，他中学毕业时参加沈阳市政公所举办的中医考试，获得了中医士证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医医师资格证）。

胡希恕的学术思想受他的老师影响很深，王祥徽先生主要给胡希恕等人讲授了张仲景的《伤寒论》等书——《伤寒论》一书，王祥徽先生花了两年才讲完。而且王受新思想的影响，他非常注重中医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不喜欢用阴阳五行思想和中医的脏腑理论来解读《伤寒论》，而是注重中医学的辨证施治思想，用六经和八纲辨证来解读《伤寒论》。

胡希恕继承了他的老师的这一学术特点，并进一步的将其发扬光大。胡希恕求学时代，大批中国人留学日本，日本的汉方医学（中国传统医学传到日本后被日本人称为汉方医学）思想也开始传向中国。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仍在出版此书），汤本求真的医学思想对胡希恕的影响很大。胡希恕自己说：“（我）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则大为提高。”

汤本求真是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一位宗师级人物，他的《皇汉医学》出版以后，日本汉方医学界相继出版了“皇汉医学”系列丛书。汤本求真对中国中医学界的影响很大，刘绍武先生提出的“三部六病”思想和胡希恕先生提出的方证思想，都可以在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找到根源。

日本人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很悠久，日本的汉方医学界也像中国一样形成了各种学派。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古方派”——亦即中国中医学界所说的“经方派”。古方派的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继承的是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汤本求真本来是学西医的，因为自己女儿得了肠伤寒，用西医的方法治疗，不治身亡，而改行学中医。所以汤本求真的学术著作中，将中西医知识融汇得很好，他对推动中医科学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吉益东洞的代表著作是《药征》和《类聚方》，吉益东洞是日本最早用归纳法研究中医的学者。他的著作不尚空谈，他通过历代文献，归纳总结了各种中药和方剂的用药指征，《药征》和《类聚方》这两本书的书名就足以体现吉益东洞的学术特色。

吉益东洞的思想很超前，他毕生所研究的重点是每种药物和中医经典名方的用药指征，这种思想与现代的循证医学思想如出一辙。读者如果对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感兴趣，可以购买其《药征》与《类聚方》进行阅读，中医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过这两本书的中文版。

姑举例说明吉益东洞的学术特点，吉益东洞的《药征》是这样论述石膏的：

石膏，主治烦渴也，旁治谵语、烦躁、身热。

考征

白虎汤证曰：谵语，遗尿。

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烦渴。

白虎加桂枝汤证曰：身无寒，但热。

越婢汤证曰：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不渴，非全不渴之谓。无大热，非全无大热之谓也。说在《外传》中）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中）

以上二方，石膏皆半斤。

大青龙汤证曰：烦躁。

木防己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鸡子大也。

上历观诸方，石膏主治烦渴也明矣。凡病烦躁者，身热者，谵语者，及发狂者，齿痛者，头痛者，咽痛者，其有烦渴之证也，得石膏而其效核焉。

从吉益东洞著作的特征来看，此老最擅长的是用归纳法将各种药物和方剂的适应症研究出来，用其指导临床，这样的研究最大的好处就是客观。直至如今，归纳法都是人类研究科学的主要方法。吉益东洞性格虽然略为偏执，比如他执意认为“万病皆一毒”，偏执到他自己的学生都看不惯，但吉益东洞在中医科学化之路上功不可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我们今天，都有大量的学习中医者不具备吉益东洞这种科学精神。吉益东洞生于1702年，死于1773年，距离他去世已经有二百多年了。但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大量人学习中医时，遵循的不是被观察和归纳出来的事实和规律，而是依靠玄学理论去推测和演绎。医学作为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科学，一旦与这类玄学挂上钩，就会多出许多空谈来。

吉益东洞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倡的“随证治之”（有什么样的病症就用相对应的治疗该种病症的药）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胡希恕最鲜明的学术特色。胡希恕非常排斥传统中医用阴阳五行和脏腑理论来“讲病”的那一套，他在《方证对应：中医辨证的尖端》一文中说：“有是证即用是药，还要引经据典地议论一番，干什么？旧社会为了写给富贵老爷们看，显得自家儒气，便于售技讨饭，这种可怜相，现在没必要了”。

胡希恕认为中医形成于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的科学依据，又没有精良的器械利用，故不可能如近代西医针对病变的实质和致病因素，寻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能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结合患病人体对疾病的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和经验。经反复实践，不但促进了四诊的进步、药性的理解和方剂配制的准确性，而且对于万变的疾病，亦总结出一般的反应规律，并于此规律的基础上，试验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种种验方”。

他认为中医的验方是“难以数计的民众，于长期不断地疾病斗争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却被记在帝王将相的功德簿上”。胡希恕认为张仲景最大的贡献是将古代验方记录下来，还用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思想将其整理，使得我们在治病时能更加的条理化。张仲景是一位伟大的临床实践家和理论家，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正是归纳法。

胡希恕是中医界最耿直的学者之一，他从不说假话和套话，其治学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求真务实，这也是他的疗效出色的重要原因。医学是科学，只有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去看待医学和学习医学，才能学到真正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的浮而不实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胡希恕所说的那样，是“旧社会为了写给富贵老爷们看，显得自家儒气”的套话。

胡希恕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很诛心的。在古代，医生的地位其实很低，许多古代名医都是走不通科举之路才选择了学医。就算学医了，也还是觉得自己比科举出身的人低一头，所以很多中医古典著作的作者总喜欢以儒家子弟的身份来标榜自己。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是一个“铃医”（摇着铃铛在乡下走街串巷，给人看病和卖药的草头医生），李言闻深感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李时珍走科举之路。无奈李时珍科举之路并不顺利，最后才改行以医为业。

我们在一些古代中医经典著作中常常看到“我儒”这类词，那些医学作者总喜欢将自己与儒家联系起来。中医理论也与周易等儒家经典著作挂钩——实际上这种挂钩导致了中医疗效大倒退，它把中医拉向了唯心主义的邪路，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经方派是中医界拨乱反正的学派，日本的古方派提倡研究汉代的原著，不受后世掺杂着阴阳五行和周易思想的医学理论的影响。吉益东洞采用的归纳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我们现代人研究生命科学，仍然会将归纳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当然，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越来越多的采用实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中医药研究也在实验科学的帮助下取得了许多进展。

胡希恕对中国当代中医学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经方学派或曰方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无论是在临床实践还是在教学中，都特别重视药证和方证，将其视为中医辨证施治的最尖端。我自己从多年的实践中得到的体会也是如此，中医师要想临床疗效出色，就必须牢牢抓住方证和药证，不受阴阳五行、脏腑理论和周易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个经方学家，胡希恕美中不足之处，也是整个经方学派最大的美中不足之处就是保守，未能在古人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实现中医领域的创新。胡希恕确实洞悉了中医临床的关键，但其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研究张仲景的学说，研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经验方。对一个医学家来说，这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学习古人创制方剂的经验，在一些难治性疾病（比如癌症、神经系统疾病、糖尿病等现代病）上创制新的方剂，有效的方剂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来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中的方剂虽然好，但毕竟古代人平均寿命无法与现代人相比，生活条件也和现代人迥异，所以他们的流行病和现代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习古人创建验方的经验，结合现代实验科学的方法，针对现代人的流行病，创制新的治疗现代常见病的处方。

我们可以借鉴吉益东洞的治学经验，用归纳法去学习和整理古代医著和现代人的研究成果，整理前人的经验，归纳总结药物、方剂和疾病的综合特点，在此基础上尝试新的治疗思路。中医复方治病与现代医学的鸡尾酒疗法的理念极为相似，只要投入足够的心血去借鉴前人的经验，同时研究新的思路，解决现代流行病的新验方是可以被摸索出来的，而且其疗效也是可以重复的。

固守古方不是完全不可以解决新的现代流行病，古方对现代病也有一定的疗效，但经方派过度推崇古方，认为古方可以解决今天的各种难治性疾病，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时代在进步，我们也要进步，要学会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进一步的发展中医药事业，让中医在更多难治性现代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痉病”是中医的专用名词，此病以患者项背强急，四肢抽搐，甚至口噤，角弓反张为主要症状，临床上常以筋肉拘急挛缩为其共同的证候特征，可表现为卒然口噤、四肢抽搐、角弓反张，亦可仅表现为某些或某个脏腑、经络的拘挛、强急。这些症状与现代医学中的破伤风或者感染性疾病诱发的高热抽搐等病的症状相似，但中医痉病包含的范围更广。

《金匮要略》是中医典籍中最早论述“痉病”的证型和治法的著作，在该书的《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篇中，张仲景详细地论述了痉病的症状、证型以及各种证型的痉病的治法。

《金匮要略》对痉病特征的描述如下：“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痉病有灸疮，难治。”

这里把痉病的几个类型分出来了，一为无汗恶寒的“刚痉”，一为有汗不恶寒的“柔痉”，一为发热，脉沉细的“痉”。并且也指出了痉病多因误汗和误下所致。痉的临床症状为：“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还指出疮家（有外伤史或疮疡类疾病者）或既往有艾灸史且有灸疮者预后不良。疮家发热疼痛，不可以发汗，发汗就容易导致痉病，这说明张仲景已经认识到发汗的治法可导致破伤风病情加重。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菌感染引起的急性感染性、中毒性疾病，此病若治疗不当，死亡率可达到100%。张仲景已经认识到破伤风患者用中医治疗效果不佳，所以我们临床中遇到破伤风患者，不要尝试按照中医来治疗，要让患者紧急入院，采用综合的方法治疗，不要耽误了患者。

但若非破伤风，大多数的痉病还是可以用中医治疗，而且基本上是要采取发汗法或攻下法治疗的。不过对这类病人用发汗法要特别慎重，因为有些病人发汗后，表虚的症状会更严重，更加恶寒。病人发汗后如果脉搏像蛇行走一样，腹部胀满，说明病人的病情在减轻，马上就要缓解或自愈了。痉病的脉多为弦脉，如果发汗后仍为弦脉，或为沉弦脉，则预后不良。

《金匮要略》将痉病列为太阳病，所以治疗痉病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太阳病来辨证施治的。

柔痉的治疗是用瓜蒌桂枝汤，《金匮要略》中如此说：“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瓜蒌桂枝汤主之。瓜蒌桂枝汤方：瓜蒌根（即天花粉）二两，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上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之。”

这段文字就是指上面的柔痉，病人有发热汗出的症状，同时又有痉的症状，身体僵硬，这里的脉反沉迟，应理解为脉偏迟缓。迟缓之脉为典型的汗出之后的脉，如果病人的汗发不出来，则其脉就或紧或弦。瓜蒌桂枝汤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瓜蒌根而成，瓜蒌根性苦寒，滋阴润燥，口干舌燥者宜用之。瓜蒌桂枝汤的用法与桂枝汤也相似，服药后病人如果没有小汗出，就要喝热粥辅助发汗。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张仲景所说的柔痉是太阳中风病兼有身体僵硬等症状的一种病。

刚痉的治疗是用葛根汤。《金匮要略》原文如下：“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葛根汤方：葛根四两，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芍药二两，炙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上七味，㕮咀，以水七升，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将息及禁忌。”

刚痉的特点是无汗而且小便少，也就是说人体的水液没法正常排泄，这样的患者，就要用发汗力度比桂枝汤发汗力度大的葛根汤治疗。葛根汤实际上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了麻黄和葛根而成，单独的桂枝汤不足以发汗，就加麻黄发汗，而且麻黄也有利小便的作用，这样可以将人体水液排泄的功能恢复正常。葛根的功效和桂枝汤相似，均能“解肌”，能缓解项背僵硬拘紧的症状，是治疗痉病的专用药之一。所以对刚痉的患者，张仲景就采用发汗力度更大的葛根汤治疗。

刚痉和柔痉均为表证，还有一种痉为表证失治，转为里证的痉。已成里证的痉，就要用承气汤治疗。《金匮要略》中这样说：“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齘齿（牙齿相磨有声），可与大承气汤。大承气汤方：大黄四两（酒洗），厚朴半斤（炙，去皮），枳实五枚（炙），芒硝三合。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纳大黄，煮取二升，去滓，纳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止服。”

这个痉就是热邪入里，引起了阳明腑实证，所以张仲景说“可用大承气汤”，当然，这里是“可用”而非像前面的瓜蒌桂枝汤和葛根汤的“主之”，说明这种痉还可能呈现调胃承气汤或小承气汤甚至大柴胡汤证，这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用方。用药到患者大便通畅即应停止服药。怎么来区分痉病的表证和里证呢？这需要看患者有无齘齿、脚挛急、卧不着席的症状，如果有，就是里证，要用承气汤来治疗。

痉病的这一系列症状，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除了破伤风的痉很危险，不宜用中医治疗外，其余的痉病可以用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来进行治疗。而且这些症状，西医很难有特别有效的对症治疗的方案，可能还是按照中医的辨证论治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