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在很多文章中反复提及，尽量不要让癌症患者长期服用中药汤剂，但是我还是想专门撰文说明一下，以引起患者和患者家属的重视。

的确有不少名医的医案中存在少许癌症患者服用汤剂后痊愈的例子（我也经常分享这种医案），但长期服用汤剂对绝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并非理想的选择。而且相对于那些医生一辈子治疗的癌症患者的总数来说，那些痊愈的案例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是孙秉严这样的抗癌大家，一辈子治疗效果特别出色的癌症病人的比例恐怕也只有百分之几而已，其他的大部分患者在服用汤药过程中所受的折磨和药物副作用都是很大的。

经常有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给我发一些描述当世中医大家的文章链接，过去一二十年，我与这些文章中提到的很多中医大家以及他们治疗的病人有过真实的接触，老实说，他们治疗失败，服药后出现剧烈副作用的患者比他们治疗成功的患者多多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90%以上的这类文章都在夸大其词。现在有些自媒体对一些已经过世的中医大家（如李可）的夸张性描述，真的能让这些中医大家在九泉之下汗颜无地，如果他们复生，看到这类文章肯定会很不高兴。就我了解到的，他们本人都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吹嘘。这类文章属于一些营销号在炒作，以及一些不理智的中医粉在有意无意间的推波助澜。

以我多年的经验和见闻，大多数癌症患者长期服用中药汤剂的弊端大于获益，而且这种治疗方法也有违传统中医的根本精神。传统中医的制剂有多种形式，除了汤剂之外，最为普遍的就是丸散膏丹。在古代，中医师治疗慢性病也是主要用丸散膏丹而非汤剂的。

中医有这样的说法，汤者荡也，中药熬成的汤剂是用来治疗急诊的。一般服用周期短，少则一两天，多则一两周，病人即能痊愈，可以选择汤剂。倘若不是这样，而是需要长年累月的治疗，就必须考虑用丸散膏丹来代替汤剂。中医有另一句话说“丸者缓也”，慢性病需要缓慢的治疗，用丸剂更合适。

我接触的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向我吐槽过中药汤剂多么难喝，我母亲在世时，不要说喝中药了，就连隔着几十米闻到中药汤药的味道都恶心反胃。患者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不是患者有什么问题，而是中药汤药确实难喝。一些患者喝中药后出现生理性反应（如恶心、食欲减退等）也并非中药汤药中的某些成分会引起这种副作用，单纯的就只是正常的条件反射式反应。我见过最惨的一些患者是连续一年不间断的服用汤药后，连水都难喝进去，最后只能靠输入营养液来维持基本的能量代谢。

最固执的一些患者家属（也有少数患者自己）会坚持只有喝中药汤药才叫用中医治病，他们排斥各种中成药。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对陪诊的患者家属说，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我给你开一个月的汤剂，你自己回去喝一个月后再选择是否坚持让你的亲人喝中药汤剂。有些患者家属对患者缺乏同理心，不能理解患者在服用中药汤剂时的痛苦，而认为他们娇气。

长期服用汤剂治疗慢性病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一种怪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与过去的中医药管理法对中医的束缚有关，新的中医药法甚至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放开了对中医医疗机构制剂形式的管控。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过时的法律制造的错误，而非历史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风气兴起后，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医治病就只有针灸和汤剂。

甚至有时候我建议患者用一些西黄丸、二陈丸、六君丸之类的中成药，这些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听到这些药的名字就告诉我，这些西药我不用，我要吃中药。这让我觉得有些悲哀，我们中国人现在对中医药的知识匮乏到了这种程度，把这些历史悠久的中药丸剂统统当做西药。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中医开出来的中药饮片煎出来的水剂才叫中药，其他的都算西药。

历史上一个中医师专精于某一科，会备一些该科常用的丸、散、膏、丹等制剂，随时开给病人使用。大多数很有名的中药丸散膏丹制剂，现代中成药厂也会生产，而且质量比药店里的中药饮片可能更有保障。丸散膏丹服用比汤剂方便很多，患者服药不会很痛苦，更适合长期治疗。

癌症的疗程都会很长，有些患者甚至可能要终身服药。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癌症，都不会在一两周内结束。这些患者长期服用中药汤剂，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把胃、肝、肾都吃坏了。丸散膏丹因为用量比汤剂小，安全性更高，很少会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其实不但癌症这类患者更适宜用丸散膏丹治疗，像中风后遗症、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种慢性病也是更适宜用丸散膏丹治疗的。

其实最理想的中医治疗癌症方案是丸药、散剂（散剂可以用胶囊来代替或自己灌装胶囊以便服用）与膏剂相结合，一些中医抗癌名方已经生产成了现成的丸剂或片剂或胶囊剂，如西黄丸、小金丸、平消片、复方斑蝥胶囊、威麦宁胶囊等。这类药服用方便，在很多地方还纳入到医保系统了，对患者来说是比汤剂更经济实惠的选择。

有些丸剂也可以自己根据处方来制作，制作中药丸剂并非一件很难的事情。最简单的做法只需要借助一个簸箕，凭手工就可以完成。一些视频网站（如B站）上有教中药丸剂制作的视频课程，患者家属如果想省钱，自己制作西黄丸之类的丸剂，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教程和公开的处方自己操作。

但每个患者又存在个体差异，所以如果处方医生能够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再给患者开一些散剂（如将蜈蚣、蝎子、壁虎之类的虫类药开成散剂），让患者自己购买空胶囊灌装成胶囊服用，这样固定的丸药与个体化的散剂相结合就会好很多。

一些草根树皮类的药物并不适合做成丸剂或散剂的，可以让患者做成膏剂服用。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先开一些汤剂让患者服用一段时间（1-4周），观察患者服药后的反应。如果服药后有效，可以在这种处方的基础上做一些加减，让患者自制膏剂服用。这种开始时短期使用的汤剂，我们一般叫“开路方”，就是为确定膏剂的治疗思路所开的尝试性处方。

膏剂分外用和内服两种，外用就是我们常说的各种贴在体表上的膏药，这类膏药制作多比较繁琐，可以考虑用现成的成药，如蟾乌巴布膏之类的。

内服的膏剂是一次性开出量较大的一张处方，由患者回家用大锅煎熬2-4遍，将药汁收集在一起，再用文火熬浓稠到成半固体状，再加入适量的蜂蜜、红糖或阿胶粉末等成分，做成膏剂，装入密封瓶中，放在冰箱里保存。每日2-3次，每次取5-15ml左右，直接服用或用开水化开服用。这样患者每次服药的量只有服用汤剂时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药物入口也不会那么痛苦，副作用会小很多。

膏剂一次适合做1-2个月的量，1-2个月后可以找医生复诊，根据病情的变化开出新的膏剂方。比如有些癌症患者血象指标不好，服用一段时间的膏剂后，情况明显改善，后续就不一定再需要服用改善血象的膏剂了。

丸散膏丹的结合，可以显著的降低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一些癌症患者服用汤剂，一个月动辄大几千上万的开销（遇到黑心的中医甚至一个月要花费数万元），但是用丸散膏丹结合后，不但副作用会减小很多，费用也会降低很多。癌症属于慢性病，患者和患者家属多学一些医学常识，掌握一些基本的技能（比如做丸和熬膏），对患者的康复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你的大脑长成什么样，你的人生就是什么样。

——荷兰脑科学家Dick Swaab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人无完人，实际上这句话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脑无完脑。世界上没有人的大脑堪称完美无缺，当然，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说这是生物多样化的一种体现。我们人类所有的想法都产生于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语言和行为受我们的大脑控制，如果我们的大脑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语言、行为就必然会受到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异常。

同性恋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直到现在仍然不乏对同性恋的歧视。在部分宗教文化中，同性恋依然是一种受排斥的行为。但是性取向在娘胎中就被注定了，而且终生都不会改变。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方面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子宫内就已经形成。

曾经一些治疗师号称同性恋是可以被治疗的，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的治疗成果最终都被否定了。同性恋只是人这个物种的一种自然变异，对于这种正常的生物进化和变异现象，我们喜欢进行道德评判，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道德的行为。

精神病患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受到了许多虐待和歧视，实际上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是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所致。如果我们了解了各种精神疾病患者的脑部结构，以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苦难，我们很难不对他们产生同情心。

甚至各种罪犯，他们同样是因为脑部结构异常，才导致他们形成了某种反社会人格，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虽然他们的罪行不可饶恕，但是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也应被宽恕和同情。他们犯罪并非自由意志决定的，而是他们脑部结构异常，导致他们行为异常。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在我们看来不那么受人欢迎的缺点，比如有些人喜欢讽刺人、贬低人、辱骂人、攻击人或者喜欢冷暴力，而且这些不受人欢迎的缺点可能还得到了身边人的公认。但他们的一些行为和思维习惯，同样是因为他们脑部结构异常所致。

一些人之所以比另一些人更有攻击性，是因为他们在母亲的子宫中就处于高度危险的生存环境之中。他们可能因为母亲身体欠佳，在母亲子宫内未能获得充足的葡萄糖等营养。这些导致他们在娘胎中就处于焦虑、恐惧状态，对环境高度敏感，出生后他们会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和更多的冲动性行为。

有一些人的大脑发育出的问题更加的令人惊骇，比如“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患者”（BIID），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肢体的某一部分不属于自己，他们毕生所愿就是把那多余的部分（比如说某条腿）截肢了，这样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健康状态。这种患者的大脑在生命早期除了一些偏差，导致他们对自己的体像认知出了问题。许多BIID患者最终都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截肢的梦想，把他们本来健康的肢体截断。外科医生当然不会同意他们这么做，但他们可以故意毁坏自己的肢体，让外科医生不得不截肢。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抑郁症患者（有持续一年以上不能缓解的抑郁情绪才能被诊断为抑郁症患者）只是想不开，实际上他们的脑结构和非抑郁症患者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杏仁核更活跃，前额叶也可能受损。他们可能是先天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家族的抑郁症基因，比如丘吉尔和海明威就是这样的，丘吉尔和海明威的父亲都是抑郁症患者。也有可能他们在娘胎中就遭遇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这都导致他们在应对生活时，出现情绪调节的困难。他们的疾病不是几句开导就能缓解的。

信仰宗教的人的大脑结构也和不信仰宗教的人的大脑结构不一样，宗教信仰者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大脑后外侧方顶叶皮层以及扣带皮层都有异于不信教者。一些人在出现灵性体验时，往往是脑部颞叶中部被不正常的激活，短暂地处于精神病状态。如果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去谈论这样的话题，很容易受到宗教徒的攻击，但这的确是现代脑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科学家群体中有不少宗教信徒，但脑科学家是最不可能成为宗教徒的，因为脑科学家研究的就是人的意识领域，一切异常的行为最终都能在脑科学中找到答案。

各种成瘾行为同样伴随着脑结构的改变，一些人更易出现成瘾行为，比如抽烟、酗酒、吸毒、暴饮暴食、性成瘾等，另一些人则不太容易出现类似行为，对成瘾行为易感者，其大脑先天性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导致他们需要外界的刺激才能平复自己的情绪。

成瘾行为又进一步地改变他们大脑结构，成瘾物质通过它们和大脑自身产生的化学信使而对大脑结构产生影响，导致患者更易患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美国最新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吸烟会导致大脑组织减少，每天吸烟越多，脑容量就越小。

可能目前为止，对大脑最无害的成瘾行为是阅读和学习各种科学知识。这种成瘾行为不但不会损害大脑，还会锻炼大脑的额叶功能，提高人的理性。经常阅读各种科普著作者，晚年自理能力更强，大脑也更清醒。

恋爱也像极了精神错乱，陷入爱河的两个人会失去理智。在爱情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大量的脑部活动。恋爱、性唤起、与伴侣建立纽带并保持长期关系，以及母性与父性行为，其背后的原因都是大脑的某个脑区被激活。热恋状态的人很容易陷入精神病状态，因为热恋会伴随应激反应轴的激活和睾酮水平的变化，陷入热恋状态的人会因此而失去理智。这就不难理解有些人失恋后会自杀。

恋爱通常也是导致一些潜在的精神疾病患者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他们的大脑结构异常，他们比一般人敏感或迟钝许多。在恋爱中，他们的应激反应导致他们精神疾病加重，最终出现崩溃。所以许多人格障碍患者、抑郁症患者、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精神分类症患者处理不好婚恋关系。他们的婚恋关系极容易破裂，很容易频繁地与恋人分手或与伴侣离婚。

道德行为也与大脑结构有关，1884年，美国一名铁路建筑工头Phineas Gage在引爆岩石时遇到了一场事故，一根大铁棍刺穿了他的脑部，导致他左半脑前额叶皮层受到了严重损伤，但他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只是从此以后，他虽然依然清醒，但是人格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Gage本来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但在事故后，他变得脾气暴躁、任性善变、具有攻击性，出口成脏，他的公司忍无可忍，把他开除了。此后，脑科学家研究发现，大脑的额叶才是主管我们道德行为的重要部分。

我们习惯性的认为，道德是一种文化教育的结果，尤其宗教徒更是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的道德是宗教教化的结果。实际上并非如此，道德是一种生物界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我们在动物身上也能看到它们同情同伴、照顾后代和伴侣的利他行为，反而人类自古至今没有这么善待过自己的同类。

道德与大脑的结构密切相关，当我们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出现异常时，更容易出现在大多数人看来不道德的行为。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是一种生物神经学的结果，我们便对这些所谓的不道德行为更包容。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大脑结构和功能与大多数不一样，他们只不过生而不幸，无法具备正常的大脑结构和功能，他们已经因为这些深受社会排斥而很痛苦，其他人实际上没有资格谴责他们。

学习脑科学也能让我们对自己进行更深入地认知，我们的某些不能适应社会的行为与我们自己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有关，当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变，来减少因为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导致的各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选择一种相对危害较小的生活方式。

脑科学进一步的发展将会导致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高，过去在大家看来难以被理解和原谅的行为，最终可能都会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学习脑科学也能让我们自己心态越来越平和，当我们能够理解的行为越多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遭遇这些行为时，就越不容易产生不良情绪。

我长期从事中医抗癌研究，同时围绕着肿瘤患者的问题，对癌生物学、现代肿瘤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也有所涉猎，自己从临床实践和阅读中摸索出了一些心得。今撰此文，抛砖引玉，供方家指正。

我认为，一个人学中医，做临床，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分得清何时遵循辨证论治原则，何时遵循辨病论治原则。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是中医的两套临床用药指导思想，自古至今，没有多少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明确的表述，学医之人大多也很茫然，临床用药时很容易不知所措。我自己从多年的临床经验中，总结出以下规律。

凡是急性病，症状明显的，要以辨证论治思想为主，指导临床。急性病包括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也包括感染性疾病这类症状明显的疾病，这类疾病有一系列的症候群，有些病人的脉象和舌象也明显异于常人，传统中医有许多针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案。

《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温病学派的三焦辩证、卫气营血辩证等，均是效果很好的治疗急性病的辨证论治思想，这些是学习中医者应掌握的基本功。针对急性病，辨证论治用得对，用得准，通常患者的病情都能在1-3天内迅速缓解，甚至在数小时内治愈（亦即古代所说的“覆杯而愈”）。

我的感受是，中医药治愈这类急性病的速度比西医快。对这类疾病用药要精准大胆，只要药物无剧毒，用量可以大一些，以求速效。因为此类患者通常不会吃很长时间的药，不存在慢性蓄积性中毒，所以用药量可以大。病情缓解即可立即停药。这样短期用药，量虽大，但副作用却很小。

凡是难治疗的慢性病，症状、脉象和舌象不明显的——大多数无症状期的癌症患者都处于这种状态，要以辨病论治思想为主。可以遵循“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原则，用药时也可以参考现代药理学研究的成果，结合古代中医组方治病的经验，用“大处方、小剂量，多药并用”的原则组方治疗。

这有些像中医的“时方派”的做法，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时方派被经方派诟病，经方派认为他们组方用药多而杂。实际上，像癌症这类大病重病，又是症状不明显的慢性病，即便是张仲景复生，也无法用简单处方解决问题。

张仲景的“鳖甲煎丸”是治疗肝硬化、肝癌的一张经典处方，这张处方就与张仲景其他的处方大不一样。这张方用药多，每种药用量小，而且用丸剂而不用汤剂。这是因为治疗此类重大的慢性病，疗程长，不能大剂量用药，大剂量用药容易出现中毒现象。

在现代，我们不但不宜大剂量用汤剂治疗此类疾病，还应叮嘱患者定期检查肝肾功能，以观察所用药物对患者的肝肾是否造成损害。有损害时应及时停药，恢复肝肾功能，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酿成医疗事故。古代行医，不讲究这些。但我们生活在现代，就要特别注意用药安全的问题。疏忽了用药安全问题，出了医疗事故，患者生命受到威胁，医生就会很麻烦。

对重大的慢性病，中医一直遵循的是慢病缓治的原则，并且多用散剂和丸剂，而不是用汤剂。古代中医提倡的一个原则是“汤者荡也，丸者缓也”，汤剂是用来解决急性病问题的，用量大，用药周期短，迅速扫荡疾病。丸散膏丹则是用来治疗慢性病的，用量小，用药周期长，缓缓调理。患者不知情，大多长期盲目用汤剂治疗癌症这类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结果很多患者出现药物中毒，殊为可惜。

当然，辩证治疗和辨病治疗不会分得这么泾渭分明。大多数慢性病患者不是完全没有症状，而是有轻微症状，这种患者需要用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晚期的慢性病患者出现症状时，病情多已危重。这时候，就要用辨证论治为主，以缓解患者的痛苦，改善生活质量为主要治疗目的。并明确告知患者家属，病人预后不好，请患者家人做好心理准备，劝说患者家人保持理智，不要人财两空。

症状严重的晚期癌症患者虽然也有救治成功的案例，但成功率极低，医生需要实事求是的与患者家属沟通。一般沟通到位，患者去世时，患者家属多能谅解医师。如果医生贪财，夸大疗效，明知此时的治疗效果不大，而滥用名贵药，导致患家人财两空，患者去世后，就很容易出现医患纠纷。

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症状，这时候还需要多学科合作，需要患者住院治疗。临床中医师不应托大，应要求患者住院，多学科合作解决问题，否则很容易沾惹上医患纠纷。

第二个问题是临床中医师对疾病的病因认识要与时俱进。

古代中医特别强调疾病的三因：外因（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内因（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不内外因（饮食所伤、劳倦过度、外伤、虫兽伤、溺水等）。这种学说发展到后来，就有些走偏了。许多人把各种疾病的病因都归结为这三种原因，并认为患者同时存在内外因。

举例来说，许多人认为癌症这类疾病与内伤七情有关。那癌症与内伤七情有没有关系呢？我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了现代精神病学、心理学、脑科学和癌生物学，得到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的癌症与内伤七情毫无关系。

中医所说的内伤七情，大多是指“情志病”，这类病相当于现代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此类疾病多因患者先天性的存在适应不良的基因问题，加上后天养育环境不良造成的。癌症则是一种主要由基因突变引起的体细胞无序增殖的疾病。二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只是许多癌症患者存在共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现象，对这类患者来说，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可能会加快患者癌症的进展。对他们的治疗，应采取身心一起疗愈的方案。不过这需要多学科合作，中医可以治疗部分轻微的情志病，但治疗不了严重的情志病。诸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中/重度抑郁症、人格障碍这类心理与精神疾病，单纯依靠中医治疗非常危险。因为患者随时可能出现自残或自杀等严重危及生命的情况，此类患者应由精神科医生一起来治疗。

中医师有必要学习相关知识，提高自己识别此类疾病的能力。不能因为过去的浅陋的认知，把这类疾病的病因简单化，轻率地认为几个简单的中医方剂就可以解决得了这类问题。那样往往容易出医疗事故。举例来说，如果某癌症患者共病重度抑郁症，有很强的自杀念头，这时候不与精神科医生合作，单独依靠中药治疗，不但效果欠佳，而且很容易在治疗期间，发生患者自杀身亡的悲剧。这不但给患者家庭带来不幸，也会给医生本人带来难以估量的职业风险。若因医生照顾不周，病人自杀，医生自己也会出现焦虑、抑郁、惊恐、内疚、自责等不良情绪。

古代中医有句话：“情志过激，非药可医”，也就是说传统中医药对严重的情志病其实是束手无策的。许多过去治疗不了的精神疾病，现代精神医学可以解决。我们识别患者的心理或精神疾病，给患者恰当的建议，建议患者多学科联合治疗，也是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治疗癌症等重大慢性病的组方思路问题。

传统中医多会根据患者的病情，采用复方治疗疾病的思路，用一张由多种药物组合而成的处方，而非单一药物组成的单方治疗患者。中医这种治疗疾病的思路，类似于现代的鸡尾酒疗法。这些药物配伍的原则，中医将之形容为药物的七情：单行、相须、相畏、相使、相杀、相恶、相反。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配伍原则是很科学的。我们用多种药物来治疗某种疾病，这些药物组合时要有规律，不能没有规律。中药七情配伍就是传统中医总结出来的规律，药物治疗疾病时，可以是各自发挥作用（单行），也可以是协同发挥作用（相须、相使），还可以是一起发挥作用，同时互相抵消药物副作用（相畏、相杀等），有些药物在一起使用时会加重危险（相畏、相反），应列为用药禁忌。

我认为癌症这类重大的慢性病，很难靠单一的使用某种药物治疗成功。我们应在以上的原则上，采用多药联合，大复方协同治疗的原则去治疗。组方时，应充分考虑各种药物的协同作用以及各药合适的临床用量。

一般来说，发挥主要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大，发挥次要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小，减轻某种药物副作用的药物用量应与该药毒性相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大复方联合使用多种药物治病的优势。在使用毒性药物时，要借鉴现代毒理学研究成果，尽量把剧毒药物的用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我个人一般是使用毒性药物半数致死量（LD50值）的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量，这样用药会安全很多。

而且用药时，患者用药量应循序渐进地增加，不要一下子就用到很大的剂量。一下子就用到很大的剂量，很容易出医疗事故。人是存在个体差异的，个别患者可能用极微量的毒性药就能中毒身亡。古代中医在用毒性药时，就是采取开始时用微量，无效加量，并密切观察患者用药反应的方法来避免发生患者中毒身亡事故的。

在治疗癌症这类疾病时，我们的用药思路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要有所突破。我自己现在采用的是一种大复方多靶点治疗癌症的思路来给患者组方。我这些年一直在这个方向上摸索，在临床疗效上有一定的突破。少数患者经这样治疗后，肿瘤消失，观察多年未见复发。也有部分患者病情得到控制，肿瘤不再长大或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预期寿命延长了，临床症状改善了。我仍然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实用经验。

不断地有同仁和患者向我咨询，学习中医抗癌，应该如何入手的问题。我今撰文介绍一下我的一些学习心得。有一点需要提前声明一下，我不是这方面的权威，也不认为这方面有任何权威可言。我的观点只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一定会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我写出来只是为了和大家交流，无任何师心自用的企图，希望读者不必把这当严肃的文章对待。

我认为，学习抗癌，其实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问题。每个医生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因此我们每个人学习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这些是无法与其他人共通的。其他人的学习心得，我们很难完全采纳，甚至连部分采纳都很困难。因为支撑一个人终身学习的，只能是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

比如说，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和一个喜欢捷径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有相同的学习习惯，二者之间也很难互相学习和借鉴对方的经验。前者可能总是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新思路，而后者则特别注重偏方单方，希望有所谓的治癌秘方和绝技。

而一个信奉权威主义的人和一个怀疑论者，学习的方向也会不一样。前者可能对经典毕恭毕敬，成为典型的“经方派”、“时方派”、“温病派”、“汇通派”，并喜欢与这些领域的权威挂上关系，以他们的继承人自居。而后者则不断地在实践中进行新尝试，试图开创新思路，他们更愿意突破前人的桎梏。

不同性格的医生会探索不同的学医的路径，究竟哪一种更优，不好评价，我也不作任何评价。我认为不同风格的医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可能他们在临床疗效上，也各有千秋，无法凭其个人风格来分高下。

我个人MBTI人格特征测试的结果是INFP-a型人格，INFP型人格有两个分型，一种是INFP-a，另一种是INFP-t。INFP型人格又被称为“调解者”、“治愈者”、“幻想家”或者“哲学家”，这个性格的几个重要特征包括腼腆、敏感、文静、视野广阔、理想化、真实、忠诚、信仰坚定、理想主义，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

INFP型人格者思维细致而缜密，喜欢独处和深度思考，能够很好地倾听他人所想，并能平息人们心中的波澜，对自己的价值观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守的态度。INFP型人格者低欲望、谦卑、宽容、自我评价明显低于自己的能力，但是INFP-a型相对较为自信、乐观并极易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满足。

INFP型人格最适合做作家、心理咨询师等工作，他们具备治愈他人创伤的天赋。所以我在学习抗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个人的性格特色，我追求的是身心一起疗愈。而且我也有可能在今后考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的资质，兼通身心医学。这决定了我在抗癌之路上，要走的也是全身心的疗愈之路，而非单独的寻求某一种改善患者症状的办法。

同时，另一项人格测试的结果显示我偏分裂型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特点就是充满了与常规格格不入的幻想，并且努力去将幻想变成现实。大科学家牛顿就是这种性格类型，许多科学家都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人类科学进步的历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地将幻想变成现实的过程。

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对儒释道的精神内核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这些精神内核也形塑了我的性格特征，这些对我自己学医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父亲是一个严厉、开明、尽责、坚韧、通晓事理的人，我母亲是一个温和、慈爱、乐观、厚道的人，我的父母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喜欢与人为善。我的童年虽然生活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但我父母对我爱护有加。我父亲虽然为人严厉，但对自己子女的才能非常肯定。从不会对我们有过低的评价，如果别人贬低我们，我父亲会捍卫我们。

而且我父亲的一句口头禅是，对子女智力投资不能小气。他非常重视我们的教育，总是想办法把我们送到学风更好的学校去接受教育，也宽容我们购买和阅读各种与考试无关的书，允许我们自由发展，对我们的学习从不干涉。他的另一句口头禅是，成才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只负责给你们提供经济支持，学好学坏全在于你们自己，你们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虽然供三个孩子读书很吃力，但我父亲总是对我们说，钱的问题跟你们没有丝毫关系，你们不用为经济问题操心，这是我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虽然小时候我父亲体罚过我，但我一点都不记恨他。因为他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而且和动辄打压子女自信心的父母不一样，我父亲总是肯定我们的才能。但他也经常教育我们要善于思考，他的另一句口头禅是，说话做事要过脑子。我父亲的这个口头禅，让我从小就养成了深度思考的习惯。

我父亲忙着赚钱供我们读书，连家长会都没去参加过。我初中的家长会是我四叔代表我父亲去参加的，家长会上老师对我赞不绝口，我四叔一激动，给了我在当时算得上一大笔钱作为奖励。但我父亲非常珍惜孩子获得的荣誉，他把我初高中时的日记和我读书时获得的各种奖项都珍而重之的保留至今。在这些细微之处，我看到了他的用心。

我父亲一生都在教育我要尊师重道，每次回家，他都会跟我说，你的某某老师人真好，你应该去看望他。他对我的道德教育也是如此，直到现在，他仍然经常教诲我，只要病人态度友善，要尽量同情并帮助病人，对穷困病人要免费治疗，要积德行善。

我哥哥则从另一个方面影响了我，我哥哥天资聪慧——他是高考状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我虽然见过很多聪明人，但比我哥哥还聪明的并不多见。我哥哥在初中时进入叛逆期，他被我父亲送到离家二十里左右的寄宿学校读书，那时的他极度厌恶分离，所以很苦恼，非常反感父母的做法。

我在十岁的时候，我哥哥就不断地向我灌输权威不足信的观念。我和我哥哥感情很深厚，从小睡在一张床上，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有点风吹草动，我哥哥仍然很紧张。我哥哥以前总说我是被父母溺爱长大的，其实他自己对我也是同样的溺爱。他在大学里勤工俭学赚到的第一笔钱，是用来给当时在高中上学的我买衣服。那时的我衣衫褴褛，他担心我在学校里因为过度贫穷而受人歧视，有自卑心理。

而且小时候的我也极为佩服我哥哥——他的成绩非常好，从入学开始便基本上一直考第一名，偶尔有一次考了第二名，他居然哭着不肯上主席台领奖。我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突然像一匹黑马一样异军突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有超越我哥哥之架势。所以小时候我就像我哥哥的跟屁虫一样，他买的书我跟着读，他跟我讲的话，我总是觉得颇有道理。

小时候他是一个极度厌恶权威主义的人，经常与我父母爆发冲突。我父母无可奈何，总是请求我在我哥哥和他们之间当一个调解者，劝说我哥哥不要那么叛逆，因为在我家中，我哥哥似乎只肯接纳我的意见。作为一个调解者，我总是试图不批评任何一方，而是找到他们各自痛苦的点，促进他们理解彼此，这种家庭环境让我理所当然地具备了INFP这种调解者人格的特质。

因为我哥哥的原因，我在高中选的是理科，考大学的时候被录取的专业是工科。但我在中学时代，接受过非常全面的文理科教育。我的数学、物理、化学都学得很好，基本上都是考第一名。我上中学时有完美主义倾向，对第一名还是感到不满足，总是追求在这种纯理科的科目上考满分。

我们全年级的老师都特别关注我，他们总是喜欢用最难的题目来考我，挑战我，我的化学老师甚至一度让我代课。这给了我自己很大的压力，现在我不那么追求完美主义，人就轻松多了。但时不时的这种情结还会折磨我一下。

我在高中时遇到了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恩师，他教我语文，我对他的渊博和深邃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动选了他任课的班级去跟随他读书。他对我也格外用心的栽培，经常应我的请求，在教室外的走廊和我谈心。他每周都从他的藏书中选择一批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放到我书桌上，让我随机阅读，拓展我的视野，同时破除我的门户之见。

他为我这个理工科学生打下了深厚的人文基础，使得我成了一个视野宽阔，不偏不倚的人。我的逻辑思维发达，又因为我的恩师的栽培，具备了发散思维和跳跃性思维，兼具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两种思维特征，这让我更具创造性，这种人生经历只能说是少见的幸运。

而且他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爱护，我身体不好，家里经济条件差，是他来解决我的医疗费用。他用爱来滋养我的心灵，同时用他的远见卓识来培育我的灵魂。但他不像其他人一样，他对我的评价极为谨慎，从不肯当面轻易给我一句赞扬。他担心我过度自负——我毕业后才知道，他在别的老师面前对我的评价是多么的高，他把我当作他一生中最得意的门生来对待。他总是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来关爱我的成长——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每当我有风险时，他总是会站出来把我拉出来。

我们的师生之情维护到现在，越来越紧密，我们已经成了彼此最重要的亲人之一。他教会了我真诚待人，他无条件地为自己的学生付出，并不求回报。即便他再怎么欣赏我，也绝对不在我面前过度赞美我，而只是不断地教诲我要韬光养晦、厚积薄发、贯通中西、集其大成。

他也教会了我人与人之间应该存在的边界，当我试图对他表达无限的感恩之情的时候，他总是以礼相待，并有丰厚的回报，不会让我们之间没有边界和失去平衡。

我以前不肯接受这一点，认为他是在跟我生分。但我的恩师告诉我，在这些问题上你要相信自己的老师，他说这是维持我们长久感情的基础。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边界，不维持平衡，就很容易互相伤害而非互相欣赏。如今我四十四岁了，对恩师的这种以身作则的教我做人之举感佩至深。我在维护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与患者的关系的时候，是在继承他的风格。

所以我的性格特征和个人阅历决定了我这辈子都会不断地在与癌症相关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地探索，最终形成一种非常综合的抗癌思路。而且我治疗癌症的理念，必定会充满人文关怀精神。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只能靠日积月累来实现。我有计划要出版一本专著，这本专著将涉及到癌症患者康复的各个方面，并且会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于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一生如果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成果，而只止步于人云亦云式的研究，会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我毕生都做不出超越前人的成果，我可能会觉得自己虚度了此生，死难瞑目。至于名利，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计划再付出十年左右的时间去积累自己的知识和临床经验，拓展自己的视野，全面学习癌生物学、现代肿瘤医学、传统中医、癌症患者的心理治疗等各方面知识。我打算到55岁后，开始系统化地整理自己的抗癌经验，撰写出一部融合了与癌症相关的各种知识的创新性著作，并努力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一点突破，提高治疗成功率——我如今治疗癌症的成功率就比十年前提高了四五倍，相信十年后会更进一步。

我做这一切，是因为我有一个难以释怀的情结。我的母亲2012年因为癌症去世了，在她生前，我用尽了各种办法来缓解她的痛苦，但最终还是留下了许多遗憾。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在医学上有所突破，创造出比当前的肿瘤医学更有效，也更人性化的缓解病人痛苦，延长患者寿命，甚至治愈患者的新思路来，以此来回报我慈爱的母亲。

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我注定了要为癌症患者奉献自己的一生。与这种使命感相比，俗世生活中的各种烦恼，真的不值一提。

我如今选择了中医抗癌作为我的人生理想，这纯属一个意外——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会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促进我们走上某条我们想不到的道路。当初我希望我母亲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但是后来在寻找医生的过程中，屡遭挫折。我母亲在脑溢血与胃癌的双重打击下，身体与心理都备受煎熬。我一直把她带在我身边照料，陪伴她走完病后的余生，不但学习各种医术来缓解她身体上的痛苦，也想尽办法来安抚她的心灵，减轻她在精神上的痛苦。

我在2012年8月，也就是我母亲去世后的三个月左右，做出了弃商从医的决定。当时我在心中立下的愿望是“治任何病人，都如治我母”。时隔11年，这种心愿依然在影响着我。但是我也知道，这种心愿太过理想化，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母亲那样信任我和无私的爱我。有许多患者和患者家属，甚至在第一次接触时就无端地对我恶语相向，所以这样的愿望只能是幻想。我只能将其修正为，尽我最大所能地去帮助那些真正信任我的病人。

如果您也是一个癌症患者的孩子，如果您也对自己的亲人有真挚而深厚的爱，并在您的亲人生前尽心照顾过他们，您一定能体会我的心路历程。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的恻隐之心，首先都是对自己挚爱的亲人发出的，然后延伸至他人，最终这种恻隐之心就会发展成为博爱精神。一个被许多人无私的爱哺育成人的人，当其因为命运之神的安排，走上了博爱之路时，他便会非常自然地受到使命的感召，去走一条理想主义的路。

我常常劝说向我请教如何学中医的年轻人们选择一个特定的方向，为某一个特定的患者群体服务。去感知他们所受的苦难，学习与这种疾病相关的各种生物学、中医、西医乃至心理学、精神医学方面的知识。在这个特定的领域深耕下去，不要执着于门户之见，不要寻找所谓的偏方秘方。

我们要帮助的是病人，病人的生命始终是第一位的。在病人的有生之年，我们应尽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减轻他们的身心之苦。为此，我们要有专注的精神，涉猎的病种太多，只会导致我们在哪个领域都无法深入。我们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深耕细作，一门深入，才能为这个领域的受众带来最大的福利。这也能成就我们自己一生的事业，帮助我们实现自我，让我们的一生过得最有价值，我们与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许多人说一个好的中医师抵得过一家综合性的医院，可以解决各种患者的问题。对这个观点，我不予置评。中医确实是一种整体医学，能够解决许多问题。但在医学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再是那种大而宽泛，但疗效不够明确的医学，我们需要的是更专业、更深入的医疗。

而且，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我们在用中医治疗疾病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循证医学的道路，这是为患者负责的做法，也是对历史负责的做法。人类科学的进步是一个后来者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推动学术进步的过程。如果我们反向行之，医学就不会有进步的可能。

学习中医抗癌，要阅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的入门书籍，也要把方剂学、中药学学好、学扎实，要把现代肿瘤医学、癌生物学以及传统中医中与癌症相关的知识（主要是积聚、噎膈、反胃、瘰疬、瘿瘤、乳岩、失荣、唇茧、癥瘕等相关疾病的病理知识）学全。要把中医虚损性疾病的一些经典著作（如《内外伤辨惑论》、《理虚元鉴》等）以及中医外科的经典著作（如《外科正宗》《外科证治全生集》《疡医心得集》）都好好研究一下。还要去广泛的学习心理学、精神病学、宗教等相关领域的知识。

古人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好的医生都是在临床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只有深入地去接触癌症患者，感受他们的悲欢，了解他们的诉求，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的学习方向。我们所学的知识，也只有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才能被验证是对是错。我们在实践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促进我们提升自我的机会。我们只有不逃避这些问题，不断地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查漏补缺，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成就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肿瘤学家。

有些想学中医抗癌的人希望我开书单，惭愧得很，这种书单我开不出来。首先，我认为每个人适合读哪类书，是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具有特别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旁人无法给出完全契合他们的建议。其次，从我自己临床实践的经验来看，遇到问题，为解决问题而去按图索骥的读书，才是最有效的读书方法。

比如，当我们遇到要不要用毒药，如何用毒药的问题时，我们可以用相关的关键词去搜索这方面的著作，了解中药中那些有毒药物的抗癌作用以及安全使用这些毒药的方法。一般来说，只要我们了解这些毒药的毒理学，查到他们的LD50值（半数致死量），在临床中谨慎地用药，不要轻易超过这种药物的半数致死量的十分之一，并且密切关注患者服药后的反应，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就会非常安全。

这种学习能力是旁人教不出来的，只能是每个人自己去摸索。实事求是的说，医生与医生差别实在太大了。每个医生在临床实践中的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病人最终会选择什么样的医生，也取决于病人的知识结构与人生阅历。我们古人常说的医缘，说白了就是医生和病人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刚好吻合，导致患者信任医生，而医生的专业能力又刚好能够解决患者的问题而已，岂有他哉？

一个人学医，没有必要强求自己模仿另一个医生，人的个性特征根深蒂固，这是无法模仿的。医生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积累丰厚的专业知识，才能更好，也更安全地为患者服务，自己也能更长远地在医学领域深耕下去。人是会终身成长的，对这一点，医生比任何人都能更有体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终身学习，不断反思的精神，和契合我们自己的人生愿景，而不是一张简单的书单。

不但一些想学医的人希望我开书单，一些其他的读者也希望我开书单。我都觉得惶恐得很，而且也明白，即便另一个人完全按照我的阅读路径，读完我读过的每一本书，他也无法成长为与我相同的人。因为不同的人阅读同一本书，收获大不一样。有些我读起来津津有味的书，其他人读起来会昏昏欲睡。书只有适合当下的自己才是最合适的，我始终坚信成年人的学习应该立足于解决当下的问题，以此为本，必能以最快的速度成长。带着问题去读书，收获会是最大的。

让我来为这篇文章做个总结吧。审视我们的内心，了解我们自己，根据我们自己的特点，而非照抄其他人的作业，我们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愿景，成长为我们期待中的自己。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超我”，我们的“本我”与“超我”始终存在一定的距离。但“超我”一直在指引我们前行，我们正是在这种指引下不断成长，走完我们的人生之路的。倘若不是这样，人生不无聊得很么？

共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的英文是comorbidity，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同病或合病，但在中文中，最能准确表达这个英文单词的词应该是共病。它的含义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疾病同时存在，比如说一个癌症患者可能同时罹患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或糖尿病或高血压，一个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可能同时罹患创伤应激综合征或抑郁症。

对同时罹患多种疾病的患者来说，一种疾病的缓解通常可以减轻另一种疾病的折磨，比如癌症患者如果得到了恰当的治疗，癌症缓解了，他的抑郁症可能会减轻，血压可能降低。通常，对于共病患者来说，最理想的方法是几种疾病同时治疗，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所以治疗癌症和抑郁症这类顽固的疾病，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昨天，一个中医博士向我请教癌症治疗的方法，我告诉他，治疗这种疾病没啥绝招，只能是提升自己的综合水平。因为我这么多年所见的肿瘤患者真可以说是疾病的综合体，他们通常有好几种共病。当他们寻求中医的帮助时，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着手，去帮助患者减轻他们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

被尊为药王的唐代医生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脍炙人口，他还有《大医习业》篇，他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思邈认为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大医，几乎要学遍一切学问，达到佛经中所说的“最明”状态，佛经对“最明”的描述如下：“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时代在进步，人类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如今，我们再来看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标准，已经是过时了。今天的医生，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要想达到大医的标准，起码要精通生物学、化学、现代医学、中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乃至宗教、哲学、社会学、历史等一切与人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的学科。医生要学的东西之多，为各专业之最。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但良医难当啊！起码我自己到目前为止还远远称不上良医。

我们之所以要学这么多，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每个患者身上都可能存在共病现象。即便我们无法为他们减轻或解除他们所有的痛苦，我们起码也要有识别他们的疾病的能力。迄今为止，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半左右的误诊率。有许多慢性病患者被误诊长达数年或十数年，有的甚至被误诊一生。连诊断都无法准确，治疗就更加的难有效果了。这让许多患者的人生成了不折不扣的悲剧。

共病通常会让人有一种错觉，认为一种病是由另一种病引起的。比如许多癌症患者怀疑自己之所以得了癌症，是由于自己长期以来郁郁寡欢导致的，有些人甚至怀疑有“癌症性格”这种东西存在。

目前没有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现象的存在。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大多数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有大脑的某个区域受损的生理基础，而癌症的生物学基础则主要是原癌基因的过度表达和抑癌基因的失活，二者的致病原因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一定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可能就是他们都同时受到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才致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