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胡希恕）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辩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谴药，虽寥寥数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渡舟评价同校教授胡希恕先生的话

胡希恕教授是当代中医界的一个标杆性人物，他生于1898年，1984年去世，享年86岁。他生前是北京市中医药大学的元老级教授。195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北京中医学院成立，1958年，60岁的胡希恕教授便被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内科教授和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顾问。

许多名中医都是在中年时期才改行当医生的，比如金元时期四大名医中的朱丹溪和李东垣（他们都是因为家人病故而发奋学医，并最终成为一代宗师），以及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名中医张锡纯，都市如此。胡希恕也是中年才改行当中医的。

1919年胡希恕考入北京通才商业专科学校（现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毕业后胡希恕先后到沈阳县立中学、辽阳县立中学、辽宁省立中学等学校当了3年（1924-1927年）的英语老师。此后又于1928-1935年期间当了7年的公务员，历任哈尔滨市电业公司会计股股长、特别市市政局事业股股长、市政公署营业股股长等职务。

日本侵华后，胡希恕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难到北京。这才在北京靠早年学习的中医知识正式行医，这一年，胡希恕先生已经38岁，年近不惑了。但因为其疗效卓著，胡希恕很快便在杏林中名声鹊起，求诊者络绎不绝。

胡希恕热衷中医学的教育，立志要为中医培养后继人才，建国初期，他和陈慎吾、谢海洲等名老中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批准将胡希恕等人所办的中医学校作为中医教育试点，开设北京私立中医学校，直至胡希恕被调入公办的北京中医学院。

胡希恕的这份履历足够传奇，实际上胡希恕有很深的中医底蕴。1915-1919年，胡希恕就读于奉天省立第一中学时，热爱踢足球，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又聪慧得很。他的国文老师王祥徽先生看中了胡希恕等人，特地把他们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喝茶，请他们跟随自己学中医。王祥徽先生是清朝末年国子监举人培养出来的进士，早年在国子监读书时，跟随清末太医院的太医学过医，后来去教国文，业余行医，在患者中口碑甚好。他遇到好苗子，就想着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们。

王祥徽先生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学术交流最活跃的清末民初时期。当时中医界普遍受西医和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主张中医要进步，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王先生教的学生中，胡希恕学得最好，他中学毕业时参加沈阳市政公所举办的中医考试，获得了中医士证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医医师资格证）。

胡希恕的学术思想受他的老师影响很深，王祥徽先生主要给胡希恕等人讲授了张仲景的《伤寒论》等书——《伤寒论》一书，王祥徽先生花了两年才讲完。而且王受新思想的影响，他非常注重中医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不喜欢用阴阳五行思想和中医的脏腑理论来解读《伤寒论》，而是注重中医学的辨证施治思想，用六经和八纲辨证来解读《伤寒论》。

胡希恕继承了他的老师的这一学术特点，并进一步的将其发扬光大。胡希恕求学时代，大批中国人留学日本，日本的汉方医学（中国传统医学传到日本后被日本人称为汉方医学）思想也开始传向中国。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仍在出版此书），汤本求真的医学思想对胡希恕的影响很大。胡希恕自己说：“（我）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则大为提高。”

汤本求真是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一位宗师级人物，他的《皇汉医学》出版以后，日本汉方医学界相继出版了“皇汉医学”系列丛书。汤本求真对中国中医学界的影响很大，刘绍武先生提出的“三部六病”思想和胡希恕先生提出的方证思想，都可以在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找到根源。

日本人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很悠久，日本的汉方医学界也像中国一样形成了各种学派。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古方派”——亦即中国中医学界所说的“经方派”。古方派的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继承的是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汤本求真本来是学西医的，因为自己女儿得了肠伤寒，用西医的方法治疗，不治身亡，而改行学中医。所以汤本求真的学术著作中，将中西医知识融汇得很好，他对推动中医科学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吉益东洞的代表著作是《药征》和《类聚方》，吉益东洞是日本最早用归纳法研究中医的学者。他的著作不尚空谈，他通过历代文献，归纳总结了各种中药和方剂的用药指征，《药征》和《类聚方》这两本书的书名就足以体现吉益东洞的学术特色。

吉益东洞的思想很超前，他毕生所研究的重点是每种药物和中医经典名方的用药指征，这种思想与现代的循证医学思想如出一辙。读者如果对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感兴趣，可以购买其《药征》与《类聚方》进行阅读，中医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过这两本书的中文版。

姑举例说明吉益东洞的学术特点，吉益东洞的《药征》是这样论述石膏的：

石膏，主治烦渴也，旁治谵语、烦躁、身热。

考征

白虎汤证曰：谵语，遗尿。

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烦渴。

白虎加桂枝汤证曰：身无寒，但热。

越婢汤证曰：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不渴，非全不渴之谓。无大热，非全无大热之谓也。说在《外传》中）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中）

以上二方，石膏皆半斤。

大青龙汤证曰：烦躁。

木防己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鸡子大也。

上历观诸方，石膏主治烦渴也明矣。凡病烦躁者，身热者，谵语者，及发狂者，齿痛者，头痛者，咽痛者，其有烦渴之证也，得石膏而其效核焉。

从吉益东洞著作的特征来看，此老最擅长的是用归纳法将各种药物和方剂的适应症研究出来，用其指导临床，这样的研究最大的好处就是客观。直至如今，归纳法都是人类研究科学的主要方法。吉益东洞性格虽然略为偏执，比如他执意认为“万病皆一毒”，偏执到他自己的学生都看不惯，但吉益东洞在中医科学化之路上功不可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我们今天，都有大量的学习中医者不具备吉益东洞这种科学精神。吉益东洞生于1702年，死于1773年，距离他去世已经有二百多年了。但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大量人学习中医时，遵循的不是被观察和归纳出来的事实和规律，而是依靠玄学理论去推测和演绎。医学作为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科学，一旦与这类玄学挂上钩，就会多出许多空谈来。

吉益东洞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倡的“随证治之”（有什么样的病症就用相对应的治疗该种病症的药）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胡希恕最鲜明的学术特色。胡希恕非常排斥传统中医用阴阳五行和脏腑理论来“讲病”的那一套，他在《方证对应：中医辨证的尖端》一文中说：“有是证即用是药，还要引经据典地议论一番，干什么？旧社会为了写给富贵老爷们看，显得自家儒气，便于售技讨饭，这种可怜相，现在没必要了”。

胡希恕认为中医形成于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的科学依据，又没有精良的器械利用，故不可能如近代西医针对病变的实质和致病因素，寻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能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结合患病人体对疾病的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和经验。经反复实践，不但促进了四诊的进步、药性的理解和方剂配制的准确性，而且对于万变的疾病，亦总结出一般的反应规律，并于此规律的基础上，试验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种种验方”。

他认为中医的验方是“难以数计的民众，于长期不断地疾病斗争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却被记在帝王将相的功德簿上”。胡希恕认为张仲景最大的贡献是将古代验方记录下来，还用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思想将其整理，使得我们在治病时能更加的条理化。张仲景是一位伟大的临床实践家和理论家，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正是归纳法。

胡希恕是中医界最耿直的学者之一，他从不说假话和套话，其治学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求真务实，这也是他的疗效出色的重要原因。医学是科学，只有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去看待医学和学习医学，才能学到真正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的浮而不实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胡希恕所说的那样，是“旧社会为了写给富贵老爷们看，显得自家儒气”的套话。

胡希恕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很诛心的。在古代，医生的地位其实很低，许多古代名医都是走不通科举之路才选择了学医。就算学医了，也还是觉得自己比科举出身的人低一头，所以很多中医古典著作的作者总喜欢以儒家子弟的身份来标榜自己。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是一个“铃医”（摇着铃铛在乡下走街串巷，给人看病和卖药的草头医生），李言闻深感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李时珍走科举之路。无奈李时珍科举之路并不顺利，最后才改行以医为业。

我们在一些古代中医经典著作中常常看到“我儒”这类词，那些医学作者总喜欢将自己与儒家联系起来。中医理论也与周易等儒家经典著作挂钩——实际上这种挂钩导致了中医疗效大倒退，它把中医拉向了唯心主义的邪路，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经方派是中医界拨乱反正的学派，日本的古方派提倡研究汉代的原著，不受后世掺杂着阴阳五行和周易思想的医学理论的影响。吉益东洞采用的归纳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我们现代人研究生命科学，仍然会将归纳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当然，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越来越多的采用实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中医药研究也在实验科学的帮助下取得了许多进展。

胡希恕对中国当代中医学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经方学派或曰方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无论是在临床实践还是在教学中，都特别重视药证和方证，将其视为中医辨证施治的最尖端。我自己从多年的实践中得到的体会也是如此，中医师要想临床疗效出色，就必须牢牢抓住方证和药证，不受阴阳五行、脏腑理论和周易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个经方学家，胡希恕美中不足之处，也是整个经方学派最大的美中不足之处就是保守，未能在古人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实现中医领域的创新。胡希恕确实洞悉了中医临床的关键，但其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研究张仲景的学说，研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经验方。对一个医学家来说，这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学习古人创制方剂的经验，在一些难治性疾病（比如癌症、神经系统疾病、糖尿病等现代病）上创制新的方剂，有效的方剂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来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中的方剂虽然好，但毕竟古代人平均寿命无法与现代人相比，生活条件也和现代人迥异，所以他们的流行病和现代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习古人创建验方的经验，结合现代实验科学的方法，针对现代人的流行病，创制新的治疗现代常见病的处方。

我们可以借鉴吉益东洞的治学经验，用归纳法去学习和整理古代医著和现代人的研究成果，整理前人的经验，归纳总结药物、方剂和疾病的综合特点，在此基础上尝试新的治疗思路。中医复方治病与现代医学的鸡尾酒疗法的理念极为相似，只要投入足够的心血去借鉴前人的经验，同时研究新的思路，解决现代流行病的新验方是可以被摸索出来的，而且其疗效也是可以重复的。

固守古方不是完全不可以解决新的现代流行病，古方对现代病也有一定的疗效，但经方派过度推崇古方，认为古方可以解决今天的各种难治性疾病，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时代在进步，我们也要进步，要学会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进一步的发展中医药事业，让中医在更多难治性现代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虽然我在很多文章中反复提及，尽量不要让癌症患者长期服用中药汤剂，但是我还是想专门撰文说明一下，以引起患者和患者家属的重视。

的确有不少名医的医案中存在少许癌症患者服用汤剂后痊愈的例子（我也经常分享这种医案），但长期服用汤剂对绝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并非理想的选择。而且相对于那些医生一辈子治疗的癌症患者的总数来说，那些痊愈的案例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是孙秉严这样的抗癌大家，一辈子治疗效果特别出色的癌症病人的比例恐怕也只有百分之几而已，其他的大部分患者在服用汤药过程中所受的折磨和药物副作用都是很大的。

经常有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给我发一些描述当世中医大家的文章链接，过去一二十年，我与这些文章中提到的很多中医大家以及他们治疗的病人有过真实的接触，老实说，他们治疗失败，服药后出现剧烈副作用的患者比他们治疗成功的患者多多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90%以上的这类文章都在夸大其词。现在有些自媒体对一些已经过世的中医大家（如李可）的夸张性描述，真的能让这些中医大家在九泉之下汗颜无地，如果他们复生，看到这类文章肯定会很不高兴。就我了解到的，他们本人都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吹嘘。这类文章属于一些营销号在炒作，以及一些不理智的中医粉在有意无意间的推波助澜。

以我多年的经验和见闻，大多数癌症患者长期服用中药汤剂的弊端大于获益，而且这种治疗方法也有违传统中医的根本精神。传统中医的制剂有多种形式，除了汤剂之外，最为普遍的就是丸散膏丹。在古代，中医师治疗慢性病也是主要用丸散膏丹而非汤剂的。

中医有这样的说法，汤者荡也，中药熬成的汤剂是用来治疗急诊的。一般服用周期短，少则一两天，多则一两周，病人即能痊愈，可以选择汤剂。倘若不是这样，而是需要长年累月的治疗，就必须考虑用丸散膏丹来代替汤剂。中医有另一句话说“丸者缓也”，慢性病需要缓慢的治疗，用丸剂更合适。

我接触的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向我吐槽过中药汤剂多么难喝，我母亲在世时，不要说喝中药了，就连隔着几十米闻到中药汤药的味道都恶心反胃。患者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不是患者有什么问题，而是中药汤药确实难喝。一些患者喝中药后出现生理性反应（如恶心、食欲减退等）也并非中药汤药中的某些成分会引起这种副作用，单纯的就只是正常的条件反射式反应。我见过最惨的一些患者是连续一年不间断的服用汤药后，连水都难喝进去，最后只能靠输入营养液来维持基本的能量代谢。

最固执的一些患者家属（也有少数患者自己）会坚持只有喝中药汤药才叫用中医治病，他们排斥各种中成药。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对陪诊的患者家属说，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我给你开一个月的汤剂，你自己回去喝一个月后再选择是否坚持让你的亲人喝中药汤剂。有些患者家属对患者缺乏同理心，不能理解患者在服用中药汤剂时的痛苦，而认为他们娇气。

长期服用汤剂治疗慢性病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一种怪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与过去的中医药管理法对中医的束缚有关，新的中医药法甚至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放开了对中医医疗机构制剂形式的管控。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过时的法律制造的错误，而非历史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风气兴起后，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医治病就只有针灸和汤剂。

甚至有时候我建议患者用一些西黄丸、二陈丸、六君丸之类的中成药，这些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听到这些药的名字就告诉我，这些西药我不用，我要吃中药。这让我觉得有些悲哀，我们中国人现在对中医药的知识匮乏到了这种程度，把这些历史悠久的中药丸剂统统当做西药。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中医开出来的中药饮片煎出来的水剂才叫中药，其他的都算西药。

历史上一个中医师专精于某一科，会备一些该科常用的丸、散、膏、丹等制剂，随时开给病人使用。大多数很有名的中药丸散膏丹制剂，现代中成药厂也会生产，而且质量比药店里的中药饮片可能更有保障。丸散膏丹服用比汤剂方便很多，患者服药不会很痛苦，更适合长期治疗。

癌症的疗程都会很长，有些患者甚至可能要终身服药。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癌症，都不会在一两周内结束。这些患者长期服用中药汤剂，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把胃、肝、肾都吃坏了。丸散膏丹因为用量比汤剂小，安全性更高，很少会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其实不但癌症这类患者更适宜用丸散膏丹治疗，像中风后遗症、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种慢性病也是更适宜用丸散膏丹治疗的。

其实最理想的中医治疗癌症方案是丸药、散剂（散剂可以用胶囊来代替或自己灌装胶囊以便服用）与膏剂相结合，一些中医抗癌名方已经生产成了现成的丸剂或片剂或胶囊剂，如西黄丸、小金丸、平消片、复方斑蝥胶囊、威麦宁胶囊等。这类药服用方便，在很多地方还纳入到医保系统了，对患者来说是比汤剂更经济实惠的选择。

有些丸剂也可以自己根据处方来制作，制作中药丸剂并非一件很难的事情。最简单的做法只需要借助一个簸箕，凭手工就可以完成。一些视频网站（如B站）上有教中药丸剂制作的视频课程，患者家属如果想省钱，自己制作西黄丸之类的丸剂，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教程和公开的处方自己操作。

但每个患者又存在个体差异，所以如果处方医生能够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再给患者开一些散剂（如将蜈蚣、蝎子、壁虎之类的虫类药开成散剂），让患者自己购买空胶囊灌装成胶囊服用，这样固定的丸药与个体化的散剂相结合就会好很多。

一些草根树皮类的药物并不适合做成丸剂或散剂的，可以让患者做成膏剂服用。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先开一些汤剂让患者服用一段时间（1-4周），观察患者服药后的反应。如果服药后有效，可以在这种处方的基础上做一些加减，让患者自制膏剂服用。这种开始时短期使用的汤剂，我们一般叫“开路方”，就是为确定膏剂的治疗思路所开的尝试性处方。

膏剂分外用和内服两种，外用就是我们常说的各种贴在体表上的膏药，这类膏药制作多比较繁琐，可以考虑用现成的成药，如蟾乌巴布膏之类的。

内服的膏剂是一次性开出量较大的一张处方，由患者回家用大锅煎熬2-4遍，将药汁收集在一起，再用文火熬浓稠到成半固体状，再加入适量的蜂蜜、红糖或阿胶粉末等成分，做成膏剂，装入密封瓶中，放在冰箱里保存。每日2-3次，每次取5-15ml左右，直接服用或用开水化开服用。这样患者每次服药的量只有服用汤剂时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药物入口也不会那么痛苦，副作用会小很多。

膏剂一次适合做1-2个月的量，1-2个月后可以找医生复诊，根据病情的变化开出新的膏剂方。比如有些癌症患者血象指标不好，服用一段时间的膏剂后，情况明显改善，后续就不一定再需要服用改善血象的膏剂了。

丸散膏丹的结合，可以显著的降低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一些癌症患者服用汤剂，一个月动辄大几千上万的开销（遇到黑心的中医甚至一个月要花费数万元），但是用丸散膏丹结合后，不但副作用会减小很多，费用也会降低很多。癌症属于慢性病，患者和患者家属多学一些医学常识，掌握一些基本的技能（比如做丸和熬膏），对患者的康复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你的大脑长成什么样，你的人生就是什么样。

——荷兰脑科学家Dick Swaab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人无完人，实际上这句话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脑无完脑。世界上没有人的大脑堪称完美无缺，当然，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说这是生物多样化的一种体现。我们人类所有的想法都产生于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语言和行为受我们的大脑控制，如果我们的大脑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语言、行为就必然会受到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异常。

同性恋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直到现在仍然不乏对同性恋的歧视。在部分宗教文化中，同性恋依然是一种受排斥的行为。但是性取向在娘胎中就被注定了，而且终生都不会改变。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方面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子宫内就已经形成。

曾经一些治疗师号称同性恋是可以被治疗的，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的治疗成果最终都被否定了。同性恋只是人这个物种的一种自然变异，对于这种正常的生物进化和变异现象，我们喜欢进行道德评判，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道德的行为。

精神病患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受到了许多虐待和歧视，实际上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是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所致。如果我们了解了各种精神疾病患者的脑部结构，以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苦难，我们很难不对他们产生同情心。

甚至各种罪犯，他们同样是因为脑部结构异常，才导致他们形成了某种反社会人格，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虽然他们的罪行不可饶恕，但是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也应被宽恕和同情。他们犯罪并非自由意志决定的，而是他们脑部结构异常，导致他们行为异常。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在我们看来不那么受人欢迎的缺点，比如有些人喜欢讽刺人、贬低人、辱骂人、攻击人或者喜欢冷暴力，而且这些不受人欢迎的缺点可能还得到了身边人的公认。但他们的一些行为和思维习惯，同样是因为他们脑部结构异常所致。

一些人之所以比另一些人更有攻击性，是因为他们在母亲的子宫中就处于高度危险的生存环境之中。他们可能因为母亲身体欠佳，在母亲子宫内未能获得充足的葡萄糖等营养。这些导致他们在娘胎中就处于焦虑、恐惧状态，对环境高度敏感，出生后他们会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和更多的冲动性行为。

有一些人的大脑发育出的问题更加的令人惊骇，比如“身体完整认同障碍患者”（BIID），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肢体的某一部分不属于自己，他们毕生所愿就是把那多余的部分（比如说某条腿）截肢了，这样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健康状态。这种患者的大脑在生命早期除了一些偏差，导致他们对自己的体像认知出了问题。许多BIID患者最终都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截肢的梦想，把他们本来健康的肢体截断。外科医生当然不会同意他们这么做，但他们可以故意毁坏自己的肢体，让外科医生不得不截肢。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抑郁症患者（有持续一年以上不能缓解的抑郁情绪才能被诊断为抑郁症患者）只是想不开，实际上他们的脑结构和非抑郁症患者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杏仁核更活跃，前额叶也可能受损。他们可能是先天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家族的抑郁症基因，比如丘吉尔和海明威就是这样的，丘吉尔和海明威的父亲都是抑郁症患者。也有可能他们在娘胎中就遭遇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这都导致他们在应对生活时，出现情绪调节的困难。他们的疾病不是几句开导就能缓解的。

信仰宗教的人的大脑结构也和不信仰宗教的人的大脑结构不一样，宗教信仰者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大脑后外侧方顶叶皮层以及扣带皮层都有异于不信教者。一些人在出现灵性体验时，往往是脑部颞叶中部被不正常的激活，短暂地处于精神病状态。如果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去谈论这样的话题，很容易受到宗教徒的攻击，但这的确是现代脑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科学家群体中有不少宗教信徒，但脑科学家是最不可能成为宗教徒的，因为脑科学家研究的就是人的意识领域，一切异常的行为最终都能在脑科学中找到答案。

各种成瘾行为同样伴随着脑结构的改变，一些人更易出现成瘾行为，比如抽烟、酗酒、吸毒、暴饮暴食、性成瘾等，另一些人则不太容易出现类似行为，对成瘾行为易感者，其大脑先天性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导致他们需要外界的刺激才能平复自己的情绪。

成瘾行为又进一步地改变他们大脑结构，成瘾物质通过它们和大脑自身产生的化学信使而对大脑结构产生影响，导致患者更易患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美国最新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吸烟会导致大脑组织减少，每天吸烟越多，脑容量就越小。

可能目前为止，对大脑最无害的成瘾行为是阅读和学习各种科学知识。这种成瘾行为不但不会损害大脑，还会锻炼大脑的额叶功能，提高人的理性。经常阅读各种科普著作者，晚年自理能力更强，大脑也更清醒。

恋爱也像极了精神错乱，陷入爱河的两个人会失去理智。在爱情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大量的脑部活动。恋爱、性唤起、与伴侣建立纽带并保持长期关系，以及母性与父性行为，其背后的原因都是大脑的某个脑区被激活。热恋状态的人很容易陷入精神病状态，因为热恋会伴随应激反应轴的激活和睾酮水平的变化，陷入热恋状态的人会因此而失去理智。这就不难理解有些人失恋后会自杀。

恋爱通常也是导致一些潜在的精神疾病患者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他们的大脑结构异常，他们比一般人敏感或迟钝许多。在恋爱中，他们的应激反应导致他们精神疾病加重，最终出现崩溃。所以许多人格障碍患者、抑郁症患者、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精神分类症患者处理不好婚恋关系。他们的婚恋关系极容易破裂，很容易频繁地与恋人分手或与伴侣离婚。

道德行为也与大脑结构有关，1884年，美国一名铁路建筑工头Phineas Gage在引爆岩石时遇到了一场事故，一根大铁棍刺穿了他的脑部，导致他左半脑前额叶皮层受到了严重损伤，但他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只是从此以后，他虽然依然清醒，但是人格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Gage本来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但在事故后，他变得脾气暴躁、任性善变、具有攻击性，出口成脏，他的公司忍无可忍，把他开除了。此后，脑科学家研究发现，大脑的额叶才是主管我们道德行为的重要部分。

我们习惯性的认为，道德是一种文化教育的结果，尤其宗教徒更是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的道德是宗教教化的结果。实际上并非如此，道德是一种生物界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我们在动物身上也能看到它们同情同伴、照顾后代和伴侣的利他行为，反而人类自古至今没有这么善待过自己的同类。

道德与大脑的结构密切相关，当我们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出现异常时，更容易出现在大多数人看来不道德的行为。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是一种生物神经学的结果，我们便对这些所谓的不道德行为更包容。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大脑结构和功能与大多数不一样，他们只不过生而不幸，无法具备正常的大脑结构和功能，他们已经因为这些深受社会排斥而很痛苦，其他人实际上没有资格谴责他们。

学习脑科学也能让我们对自己进行更深入地认知，我们的某些不能适应社会的行为与我们自己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有关，当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变，来减少因为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导致的各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选择一种相对危害较小的生活方式。

脑科学进一步的发展将会导致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高，过去在大家看来难以被理解和原谅的行为，最终可能都会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学习脑科学也能让我们自己心态越来越平和，当我们能够理解的行为越多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遭遇这些行为时，就越不容易产生不良情绪。

我长期从事中医抗癌研究，同时围绕着肿瘤患者的问题，对癌生物学、现代肿瘤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也有所涉猎，自己从临床实践和阅读中摸索出了一些心得。今撰此文，抛砖引玉，供方家指正。

我认为，一个人学中医，做临床，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分得清何时遵循辨证论治原则，何时遵循辨病论治原则。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是中医的两套临床用药指导思想，自古至今，没有多少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明确的表述，学医之人大多也很茫然，临床用药时很容易不知所措。我自己从多年的临床经验中，总结出以下规律。

凡是急性病，症状明显的，要以辨证论治思想为主，指导临床。急性病包括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也包括感染性疾病这类症状明显的疾病，这类疾病有一系列的症候群，有些病人的脉象和舌象也明显异于常人，传统中医有许多针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案。

《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温病学派的三焦辩证、卫气营血辩证等，均是效果很好的治疗急性病的辨证论治思想，这些是学习中医者应掌握的基本功。针对急性病，辨证论治用得对，用得准，通常患者的病情都能在1-3天内迅速缓解，甚至在数小时内治愈（亦即古代所说的“覆杯而愈”）。

我的感受是，中医药治愈这类急性病的速度比西医快。对这类疾病用药要精准大胆，只要药物无剧毒，用量可以大一些，以求速效。因为此类患者通常不会吃很长时间的药，不存在慢性蓄积性中毒，所以用药量可以大。病情缓解即可立即停药。这样短期用药，量虽大，但副作用却很小。

凡是难治疗的慢性病，症状、脉象和舌象不明显的——大多数无症状期的癌症患者都处于这种状态，要以辨病论治思想为主。可以遵循“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原则，用药时也可以参考现代药理学研究的成果，结合古代中医组方治病的经验，用“大处方、小剂量，多药并用”的原则组方治疗。

这有些像中医的“时方派”的做法，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时方派被经方派诟病，经方派认为他们组方用药多而杂。实际上，像癌症这类大病重病，又是症状不明显的慢性病，即便是张仲景复生，也无法用简单处方解决问题。

张仲景的“鳖甲煎丸”是治疗肝硬化、肝癌的一张经典处方，这张处方就与张仲景其他的处方大不一样。这张方用药多，每种药用量小，而且用丸剂而不用汤剂。这是因为治疗此类重大的慢性病，疗程长，不能大剂量用药，大剂量用药容易出现中毒现象。

在现代，我们不但不宜大剂量用汤剂治疗此类疾病，还应叮嘱患者定期检查肝肾功能，以观察所用药物对患者的肝肾是否造成损害。有损害时应及时停药，恢复肝肾功能，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酿成医疗事故。古代行医，不讲究这些。但我们生活在现代，就要特别注意用药安全的问题。疏忽了用药安全问题，出了医疗事故，患者生命受到威胁，医生就会很麻烦。

对重大的慢性病，中医一直遵循的是慢病缓治的原则，并且多用散剂和丸剂，而不是用汤剂。古代中医提倡的一个原则是“汤者荡也，丸者缓也”，汤剂是用来解决急性病问题的，用量大，用药周期短，迅速扫荡疾病。丸散膏丹则是用来治疗慢性病的，用量小，用药周期长，缓缓调理。患者不知情，大多长期盲目用汤剂治疗癌症这类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结果很多患者出现药物中毒，殊为可惜。

当然，辩证治疗和辨病治疗不会分得这么泾渭分明。大多数慢性病患者不是完全没有症状，而是有轻微症状，这种患者需要用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晚期的慢性病患者出现症状时，病情多已危重。这时候，就要用辨证论治为主，以缓解患者的痛苦，改善生活质量为主要治疗目的。并明确告知患者家属，病人预后不好，请患者家人做好心理准备，劝说患者家人保持理智，不要人财两空。

症状严重的晚期癌症患者虽然也有救治成功的案例，但成功率极低，医生需要实事求是的与患者家属沟通。一般沟通到位，患者去世时，患者家属多能谅解医师。如果医生贪财，夸大疗效，明知此时的治疗效果不大，而滥用名贵药，导致患家人财两空，患者去世后，就很容易出现医患纠纷。

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症状，这时候还需要多学科合作，需要患者住院治疗。临床中医师不应托大，应要求患者住院，多学科合作解决问题，否则很容易沾惹上医患纠纷。

第二个问题是临床中医师对疾病的病因认识要与时俱进。

古代中医特别强调疾病的三因：外因（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内因（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不内外因（饮食所伤、劳倦过度、外伤、虫兽伤、溺水等）。这种学说发展到后来，就有些走偏了。许多人把各种疾病的病因都归结为这三种原因，并认为患者同时存在内外因。

举例来说，许多人认为癌症这类疾病与内伤七情有关。那癌症与内伤七情有没有关系呢？我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了现代精神病学、心理学、脑科学和癌生物学，得到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的癌症与内伤七情毫无关系。

中医所说的内伤七情，大多是指“情志病”，这类病相当于现代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此类疾病多因患者先天性的存在适应不良的基因问题，加上后天养育环境不良造成的。癌症则是一种主要由基因突变引起的体细胞无序增殖的疾病。二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只是许多癌症患者存在共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现象，对这类患者来说，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可能会加快患者癌症的进展。对他们的治疗，应采取身心一起疗愈的方案。不过这需要多学科合作，中医可以治疗部分轻微的情志病，但治疗不了严重的情志病。诸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中/重度抑郁症、人格障碍这类心理与精神疾病，单纯依靠中医治疗非常危险。因为患者随时可能出现自残或自杀等严重危及生命的情况，此类患者应由精神科医生一起来治疗。

中医师有必要学习相关知识，提高自己识别此类疾病的能力。不能因为过去的浅陋的认知，把这类疾病的病因简单化，轻率地认为几个简单的中医方剂就可以解决得了这类问题。那样往往容易出医疗事故。举例来说，如果某癌症患者共病重度抑郁症，有很强的自杀念头，这时候不与精神科医生合作，单独依靠中药治疗，不但效果欠佳，而且很容易在治疗期间，发生患者自杀身亡的悲剧。这不但给患者家庭带来不幸，也会给医生本人带来难以估量的职业风险。若因医生照顾不周，病人自杀，医生自己也会出现焦虑、抑郁、惊恐、内疚、自责等不良情绪。

古代中医有句话：“情志过激，非药可医”，也就是说传统中医药对严重的情志病其实是束手无策的。许多过去治疗不了的精神疾病，现代精神医学可以解决。我们识别患者的心理或精神疾病，给患者恰当的建议，建议患者多学科联合治疗，也是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治疗癌症等重大慢性病的组方思路问题。

传统中医多会根据患者的病情，采用复方治疗疾病的思路，用一张由多种药物组合而成的处方，而非单一药物组成的单方治疗患者。中医这种治疗疾病的思路，类似于现代的鸡尾酒疗法。这些药物配伍的原则，中医将之形容为药物的七情：单行、相须、相畏、相使、相杀、相恶、相反。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配伍原则是很科学的。我们用多种药物来治疗某种疾病，这些药物组合时要有规律，不能没有规律。中药七情配伍就是传统中医总结出来的规律，药物治疗疾病时，可以是各自发挥作用（单行），也可以是协同发挥作用（相须、相使），还可以是一起发挥作用，同时互相抵消药物副作用（相畏、相杀等），有些药物在一起使用时会加重危险（相畏、相反），应列为用药禁忌。

我认为癌症这类重大的慢性病，很难靠单一的使用某种药物治疗成功。我们应在以上的原则上，采用多药联合，大复方协同治疗的原则去治疗。组方时，应充分考虑各种药物的协同作用以及各药合适的临床用量。

一般来说，发挥主要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大，发挥次要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小，减轻某种药物副作用的药物用量应与该药毒性相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大复方联合使用多种药物治病的优势。在使用毒性药物时，要借鉴现代毒理学研究成果，尽量把剧毒药物的用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我个人一般是使用毒性药物半数致死量（LD50值）的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量，这样用药会安全很多。

而且用药时，患者用药量应循序渐进地增加，不要一下子就用到很大的剂量。一下子就用到很大的剂量，很容易出医疗事故。人是存在个体差异的，个别患者可能用极微量的毒性药就能中毒身亡。古代中医在用毒性药时，就是采取开始时用微量，无效加量，并密切观察患者用药反应的方法来避免发生患者中毒身亡事故的。

在治疗癌症这类疾病时，我们的用药思路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要有所突破。我自己现在采用的是一种大复方多靶点治疗癌症的思路来给患者组方。我这些年一直在这个方向上摸索，在临床疗效上有一定的突破。少数患者经这样治疗后，肿瘤消失，观察多年未见复发。也有部分患者病情得到控制，肿瘤不再长大或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预期寿命延长了，临床症状改善了。我仍然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实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