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因为上大学，第一次来北京，背着一个破旧的牛仔包，包里装着我的换洗衣服。站在北京的大街上，晕头转向，分辨不出东南西北，对北京城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赞叹不已。一个此前几乎从没出过远门的农家子弟，站在马路边上欣赏这座城市里的一切的时候，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1999年，我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加上家里太穷，大一下学期便从大学出来了。在北京上地树村租了一间平房，月租50元。房子大概有五六平方米，床是用砖块和木板搭建的，床底下放着我的各种杂物。我又在外面找了些砖头和木板，自己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书架，把我的书放在那里。

我还在早市上买了两棵便宜的绿植，一棵小的放在简易书架的顶上，一棵大的放在房门口。做饭的灶是放在门口的，下雨天搬回来。那个大杂院住了好几个像我一样的租户，房东一家住在正房。把这个简易的家张罗好后，我的心里洋溢着幸福感。我很知足，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树村建起了许多高楼，昔日的平房不复存在。我还记得那时候的树村有一个大的农贸市场，那里的蔬菜和水果很便宜，一块钱能买一大堆的叶菜。再买些鸡蛋和挂面回来，煮青菜面的时候加一个鸡蛋，这就算丰盛的大餐了。树村住了许多文艺青年，那时的我也算是一个，我靠打些零工维持生计，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就到国家图书馆读书，自学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知识。

从树村骑自行车到国家图书馆要不了多少时间，那时候的北京城还有许多二手自行车卖，我淘到了一辆品相还算不错的二手自行车，那车就成了我的主要交通工具。

我当时做得最多的工作是文字工作，我为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广告公司、图书编辑公司以及有需求的个人撰写各种稿件。记得有一次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一家广告公司写了一篇文案，公司老板对稿件的质量很满意，一下子付给我1500元的稿酬。这笔钱足够我交30个月的房租，那时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笔巨款。有了这样的收入，我才能安心在北京这座居不易的城市里呆下去。公道的说，我们这代人当北漂的时候，生活压力比现在的北漂小多了。那时的房租不高，生活费也不高。

从大学出来的大多数日子，我都很满足于当下的生活状态。无论是住在下雨天公厕里的蛆虫能跑到我们家门口的农村小院里，还是住在高楼大厦里，我都很满意。我搬了很多次家，从树村搬到国家图书馆对面的五塔寺，又从五塔寺搬到北京大学中关园，再从中关园搬到昌平沙河，又从昌平沙河搬回国家图书馆附近。直到自己在国家图书馆不远处买了一套小房子，才算安定下来，没再搬家过。

在我住过的所有的地方，我都会养些绿植。到北京25年了，我种过许多绿植，有些绿植甚至伴随了我十多年。室内有盆栽，不但可以净化空气，还能让我时不时地觉得自己就像住在深山老林之中。不管是在几平米的小平房里，还是在后来的公寓楼里，关门闭户，坐在几盆绿植环绕的书桌前，读书或写作时，我都会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郁郁葱葱的田野之中，内心始终都是满足而幸福的。

前不久有个年轻人问我，要读些什么样的书，人才能平和而又幸福。我告诉他，要想平和幸福，不需要读书，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她就是一个很平和幸福的人。与知识相比，可能性格对人一生的幸福的影响更重要。幸福很难被定义，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幸福的生活？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但知足常乐的人更容易幸福一些，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人一生过得幸不幸福，与他拥有的物质财富是没有关系的，但与这个人有无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幸福感看起来很虚很唯心，但实际上却是很实在的一种东西，它是人的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从小就很有幸福感的人，他的一生无论是穷通富贵，他都能活得很幸福，这幸福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他的。在路上他看到一只蜜蜂在采蜜，他很好奇，仔细观察这只蜜蜂是如何采蜜的，这让他忘记了身外的一切，这都能让他感到很幸福。

现在我知道，这样的性格也是由基因和后天的家庭环境决定的。我继承了我母亲乐天知命的性格，我母亲的言行对我的影响很大，她总是很容易看到事物乐观的一面，所以她一辈子都很快乐。虽然我外公家很穷，养的儿女又多，我母亲小时总是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我也曾过过一段这样的日子），但这并没有让她觉得生活很痛苦很艰难。

我母亲几乎从没有向我哀叹过生活多么艰难，尽管我们家是我们村最穷的一个家庭。我父母既聪明能干又勤劳，他们的创收能力在全村算上等，但我父母把自己赚的所有的钱都花在子女教育上，所以我们家的房子破旧得很，也没啥电器。

我父亲不像我母亲那样乐观和豁达，但他很自信，只是他的忧患意识总是很强，容易不开心。小时候他总是在我莫名其妙的快乐的时候呵斥我，指责我缺乏忧患意识。造物主很奇妙，它让我同时继承了我母亲的乐观知命和我父亲的忧患意识，而且将这看似矛盾的二者糅合得极好。这或许就是生物进化的过程，后代对自己的父母取长补短，产生了既优于父亲，又优于母亲的基因。基因只有经过这样一代代的改良，生物才能不断进化。

乐观知命和忧患意识是可以相得益彰的，人只有具备忧患意识，知道避开人生风险，才能更好的保持乐观知命的状态。人生意外无处不在，我们要想相对平安地度过这一生，适度的忧患意识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有句成语叫有备无患，这个成语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一点。

古罗马有个思想家叫塔西佗，我很喜欢他的人生态度，他总是让自己保持既乐观又清醒的状态，他享受着当下的一切，对未来可能遇到的灾难既不欢迎亦不畏惧。他说他做足了思想准备，即便他失去一切，他还是会依然故我的快乐——外在的一切不一定会长久地属于我们自己，但那个内在的知足常乐的自我却永远都不会失去。我们知道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苏东坡。

我母亲临终前，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她固然难过，但却也并不十分悲伤。她催促家人为她准备好棺木和寿衣，笑着和我大姨讨论自己的寿衣是否好看，她几乎是以从容赴死的心态去对待死亡的。不能对抗死神时，她接纳了死亡。

母亲去世后，我陷入极度悲伤状态三年多，但时间渐渐磨平了我的悲伤，如今我想起母亲，不再为她感到难过。死亡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痛苦，它是所有人的归宿。这道理很简单，但要轻松自然地接纳这一点却很困难，如今我自己对待自己死亡的态度和我母亲差不多了。

在生死的问题上通达一些，人的幸福感又会高许多，因为我们不再会因为恐惧死亡而忧愁痛苦。当我们有充足的幸福感时，几乎每一个当下，我们都会感到生活是幸福的。住在高楼大厦里感到很幸福，住在茅棚里也会感到很幸福；吃大餐时感到很幸福，啃馒头时也能感到很幸福。

很多人都劝慰自己活在当下，其实一个自足圆满的人根本不用劝慰自己，因为他每一个当下都能自然而然的处在幸福的状态之中。幸福感不但与学识无关，与年龄也无关，它靠的不是思考和历练，而是内生于心或内化于心的精神力量。对生死、得失、富贵与贫贱淡然处之，才会拥有这种力量。

幸福感是绝大多数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但不幸的是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它。我在养育下一代时，最注重的就是让他的幸福感得到充分地发展。我们不用种种陈见去束缚它，它便可以得到充分地发展。如果我们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必须得怎么样过才是正确的，那一定会把他们的幸福感阉割掉。自然、丰满、多姿多态的人生才能让一个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充盈的幸福感，所以，爱他，就给他充足的空间，让他保留幸福感。

因为再没有什么礼物，会比这种礼物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