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颐和园的昆明湖到玉渊潭的八一湖之间，有一条长约10公里的像玉带一样的河流，那就是昆玉河。昆玉河是京密引水渠的一部分，这条引水渠是为北京市民供应饮用水的，所以昆玉河水像我小时候老家门口的那条河里的水一样干净。这条位于市中心的河流并不湍急，几乎从未发生过洪水灾害。

蓝天白云下，一河碧水缓缓流动，河面波光粼粼，河两岸栽了许多的杨柳和花卉，市政府投入了不少钱来美化河岸，让它成为附近居民们休闲的场所。所以一年四季，河景甚是宜人。

河岸边有两条步行道，母亲在世时，我喜欢在晚饭后牵着她的手，和她一起在河边的步行道上散步，陪她说话。昆玉河边以前有一座名为慈寿寺的古寺，是明神宗圣母慈圣皇太后于万历四年所建，如今这里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古塔，我们都管它叫慈寿塔。北京市政府围绕着慈寿塔建起了一座小公园，公园名为玲珑公园。我家就在玲珑公园附近，这座小公园是我父母在北京居住期间散步最多的地方。

北京是一座很有历史感的城市，随处可见的古迹让人很容易产生穿越时空的遐想。斑驳陆离的慈寿塔上布满了陈年的苔藓，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它饱经岁月的风霜。这座塔修建于1576年，距今将近五百年了。五百年弹指一挥间，这五百年来，不知多少人曾经在这塔下走过。他们中有些人贵为帝王将相，更多的则是像我一样的只能被归为贩夫走卒的普通人。

有时我会想，这五百年来途经这座古塔的每个人以及他们的后人今何在呢？他们途经这座塔时曾作何感想？这种想象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努力去理解什么叫众生，也能让我在跨越时空的想象中把现世的烦恼淡化掉，在历史长河中，人的生命和烦恼似乎都微不足道。如今的慈寿塔已经是被铸铁的护栏围着保护起来的文物，但途经慈寿塔的很多人依然向它合什，心中默默地祈祷着什么。

母亲生前总是感叹这座塔修建得真是太好了，她的词汇匮乏，但感情却很丰富，她的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欢喜和崇敬之情。她是个质朴的人，她绕塔而行时不会和别人一样合什为礼，因为她害羞。但也有不少次数，她在塔前默默祈祷。

我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在这周边买房的，母亲是个乐观的人，但是两场大病过后，她也有些郁郁寡欢。她病后的心情是复杂的，巨额的医疗花费让她感觉自己是我的累赘。当我带着她到各医院求医问诊时，母亲非常挣扎和抗拒。

2009年的一天，母亲对我说，儿子，娘拖累你了，你不要再带我看病了，我能活多久就算多久，不能再拖累你了。你为我把一切都舍弃了，你也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你把钱都用来给我治病，自己家都快毁了，连窝都没有一个了。这么拖累你，娘就算活一百岁，也不开心。

为了让母亲安心，母亲说这话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就在这附近买了一套房子，稍作装修后，把一家老小安顿在这套小房子里。此后，我的父母就很喜欢到玲珑公园散步。母亲在老家的时候，曾经在黄梅县城住过几年，和父亲一起在那里做点小本生意。黄梅县城也有一座古塔，母亲经常会经过那座古塔，所以慈寿塔让母亲感到很亲切，能勾起她许多美好的回忆。

拙荆给我的父母各做了一个海绵坐垫，让他们去玲珑公园散步时带着，累了就用坐垫垫在石头或路边的凳子上坐一下。饭后，父亲经常牵着母亲的手，带她到公园去，陪她聊天，看看风景，也晒晒太阳。这附近有两个我们黄冈籍的老人，也会经常去玲珑公园玩，他们就一起到那里碰头。对我父母这样的老人而言，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有老乡用乡音对话，可以驱散许多乡愁和寂寞。

如今，母亲和过去500年来经过慈寿塔下的大多数人一样，到了另一个世界。再过一些年，我也将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生前烦恼的那些事情，在她去世12年后，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时间就这样淡化了一切。大自然用我们看不见的力量，让一切众生顺应着既定的规则从生到死。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是如此的平等，又如此的微不足道和不由自主。

母亲去世后，父亲也不爱住在北京了，他还是喜欢回到家乡，回到自己的老伙伴中去。我仍然会时不时地到慈寿塔下走一走，一个人在这塔下的时候，有时会回忆起我的母亲，也会因此而去想人这一生有何意义。除了亲情和爱，我实在也找不出更多的令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我如今一直耕耘在生命科学领域，驱动我在这个领域不断前行的力量最初源自于我对母亲的爱，如今我的希望是为其他人留住他们所爱的亲人们，让他们少遭遇一些母亲和我曾遭遇过的痛。这痛包括肉体上的折磨，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随着我对各种各样的疾病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我知道许多疾病很难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如今我更愿意将各种疾病的概念模糊掉，不为任何人贴上疾病的标签，而是把他们当做一个浑然一体的人，帮助他们忘掉疾病，减轻痛苦。

有情众生未必皆苦，有病众生是真的很苦，好多疾病甚至饱受社会歧视，歧视者也许需要到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得了这些病才懂得宽容和接纳。慈寿塔屹立在这片土地上，数百年而不倒，也许正因为它是一个符号性的象征，它象征着人人都向往的慈悲、宽容和博爱精神。我们每个人都终将离去，但在我们离去前，如果我们被善待过，总好过没被善待过。

著名的大科学家牛顿、哲学家叔本华和演艺明星玛丽莲梦露都在幼年有被弃养的经历，他们一生都被深重的被弃感折磨。牛顿最后发展为精神分裂症，叔本华有非常典型的躁郁症倾向，而玛丽莲梦露则深受边缘型人格障碍折磨。他们共同的底层人生逻辑是：我终将被抛弃。这就像是一种被诅咒和自我诅咒一样，他们的一生都非常的不幸，屡遭抛弃。

牛顿一出生就遭到母亲抛弃，这导致他毕生孤僻成性；叔本华的母亲非常有才华，但却对叔本华很厌恶，甚至将叔本华从楼上踹下过；玛丽莲梦露也是一个弃儿，小时候不断更换抚养者，成年后她不断地更换婚恋对象，并最终在36岁的大好年华自杀身亡。

牛顿少年时用一首诗描述了自己的心理：“世俗的冠冕啊，我鄙视它如同脚下的尘土，它是沉重的，而最佳也只是一场空虚；可是现在我愉快地欢迎一顶荆棘冠冕，尽管它刺得人痛，但味道却主要是甜的；我看见光荣之冠在我的面前呈现，它充满幸福，永恒无边。”

牛顿回避与人的情感链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科学事业上，他用科学上的成就来缓解了他那漫无边际的空虚感。但他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却终生都不幸福，因为被弃感导致他无法信任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他单身了一辈子。牛顿晚年皈依宗教，将自己的情感寄托给了神。

叔本华是著名的悲观主义哲学家，他有一句经典名言深受悲观主义者喜爱，他说：“父母对子女最好的爱是不把他们生下来”。叔本华虽然成就卓著，但是却毕生自卑和痛苦，他对被赞美就像成瘾一样，他极度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晚年的叔本华把报纸和杂志上各种称赞他的文章剪贴到一起，反复翻阅，以此来填补自己内心深处无边无际的自卑和空虚。

玛丽梦莲露则不断地寻找新情人，她同时与多个异性建立两性关系，她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兄弟俩发展婚外情。她对被爱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饥渴，她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虽然她在事业上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也有数不清的情人，但最终她仍然无法摆脱漫无边际的空虚感，选择了自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牛顿、叔本华和玛丽梦莲露都具有自毁倾向，根深蒂固的被弃感导致他们一辈子活在自己终将被抛弃的信念之中，很难像那种从小被爱的人一样自足圆满。他们无法与他人建立起正常的情感链接，幼年时的被弃导致他们一辈子都很难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建立信任。他们总在质疑别人对他们的诚意，一生都活在惶恐之中。即便他们得到了爱，他们也深深怀疑这种爱是否能够持久。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如此地渴望爱与被爱，他们身上散发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尽管这热情总是像昙花一样，绚丽而又短暂。人们刚走近他们时，很容易被他们的热情打动，但当关系往深入方向发展时，他们内心深处的被弃感和恐惧被激活了，他们非常恐慌，害怕再次被抛弃。被抛弃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惨痛的人生记忆，所以他们总是在一段关系走向平淡时，迅速逃离，先抛弃他人。他们害怕自己再度深陷在被弃的痛苦之中，那种创伤是如此的难以忍受，他们不愿意再去体验。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抛弃和被抛弃事件实在太多了。直到现在，仍然有数不清的弃婴。抚养者因为战争、疾病或意外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父母离异，家庭破裂，本应具有的双系抚养结构被破坏；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父母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与幼儿分离；或抚养者自身存在各种身心疾病，无法给与婴幼儿恰当的关爱；一个社会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

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抛弃与被抛弃事件，给婴幼儿内心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导致他们一生都惶恐不安，自卑抑郁。他们形成了创伤性的思维模式，很难靠自己从这种思维模式中走出来。

人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自暴自弃心理，选择各种自毁性行为，毁掉自己的生活和健康，甚至毁掉自己的生命。即便是身心完全正常的人，在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时，脑海中也会偶尔闪烁出不如一死了之的念头。深受被弃感折磨的人更是从小就有这种念头，他们无法体验到人生的乐趣。

即便他们一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仍然经常产生各种各样的自我怀疑，他们的内心深处总会阴雨绵绵。他们比普通人更容易发生酗酒、吸毒、抽烟、危险驾驶、暴饮暴食、自残、自杀、自暴自弃、自我献祭等自毁性行为，他们的情感经历也总是那么不堪回首。

他们需要被慈悲、宽容和浓厚的爱疗愈，但遗憾的是人世间这样的爱非常稀缺。他们一生在不断地重复幼年时的创伤经历，这些创伤经历导致他们的内心始终很难平静。他们总是容易被自己波动不已的情绪困扰，为了摆脱伤痛，他们发展出了各种各样不健康的自我保护模式。一旦他们感到自己有被嫌弃的可能，他们就迅速进入情感隔离的状态，用愤怒、逃避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避免新的创伤。

反复受创导致他们的杏仁核过度活跃，他们的警惕性比一般人强很多，正常人的一些无意识的行为会被他们敏锐的察觉到，拉响他们的警报系统，让他们感受到被伤害和被抛弃的危险，他们会迅速用逃避或攻击他人的方式来自卫。

所以在他们身边的人看来，他们敏感多疑，过度神经质，太过小题大做。但如果仔细去回忆各种细节，我们会发现他们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恐慌，他们的恐慌来源于外界的微小的刺激。这些刺激对那些从未有过被弃感或被弃感微不足道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他们来说性质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总是感觉自己和其他人就像两个世界的人一样，难以有共同的感受。

深受被弃感折磨的人很容易被焦虑困扰。他们渴望被人关爱，所以如果他们感受不到爱的时候，他们会焦虑。他们同时又非常害怕被伤害，当他们与其他人靠近的时候，他们就陷入融合焦虑之中，潜意识中的恐惧被激活，经常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安。他们处理不了太过亲近的关系，因为他们在幼年时没有习得这项技能，他们的情绪具有不稳定性。

他们的这些心理特征具有遗传性，他们的后代也有可能遗传这样的生物学特性。一般这种抛弃与被抛弃现象总是发生在弱者身上，所以他们似乎天生的认为自己是需要被照顾的弱者。这些都写入了他们的基因之中，这些基因储存在人类的基因库中，通过两性繁殖代代相传。

所以有些人天生的具备高敏感特质，高敏感的人通常比低敏感的人更聪明，他们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但他们脆弱的内心会让他们即便获得巨大的成就，也难以摆脱被弃感和自卑心理。牛顿的父母、叔本华的父母和玛丽莲梦露的父母可能本身就是一种被弃感强烈的人，他们身上的这种生物学特征遗传给了自己的子女，他们的行为模式也遗传给了自己的子女。

不断重复的挫败总是具有创伤性的，被弃感强烈的人自残和自杀的概率远远高于普通人，统计数据显示他们自杀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出几十乃至几百倍，他们也比一般人更容易激情犯罪。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在遇到这类患者时，通常也会感到棘手。

人类是一种既文明又野蛮、既无私又自私、既真诚又虚伪的物种，由我们这个物种组成的社会是同时存在文明与野蛮的现象的。在人类社会，抛弃和被抛弃的事情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所以这种困扰着许多人的被弃感可能会一直在人间流传，制造出大量的悲剧人生。

能从根本上缓解或医治这种被弃感造成的精神残缺性疾病的只有爱、慈悲和宽容。社会福利应该向弱者倾斜，慈善精神和慈善行为也值得被提倡，提高社会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同情心，也有助于改善这些从小就生活在被弃感中的人的生活质量。当由被弃感带来的情绪波动过度激烈时，借助药物也能减轻人的痛苦。

与此同时，人也有自我疗愈的义务。被弃感可能只有多或少的区别，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没有人成长的过程中完全不存在伤害，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被弃的经历，所以任何人可能偶尔都会有被弃感。只是有些人被弃感过于强烈，所以在潜意识中已经将这种感受内化成一种本能。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人间，人要有自救的能力和意识才能生存下去，否则的话就很容易成为被淘汰的对象。但有些人被弃感太过深重，他们的自毁意识非常强烈，最终他们可能无法被拯救，只能走向极端的自毁之路——自杀。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却无法根绝，这也是人类社会众多的遗憾之一。

中年，是一段从痛苦到意义的旅程。

——詹姆斯·霍《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

2012年清明节前，我回到我的老家，照顾我临终前的母亲。那时的母亲已经进入风烛残年的状态，生命如一盏在风中摇曳的油灯，随时都会熄灭。在悲痛中难以自抑的我写了一篇《关于生命的沉思》，与自己内心的不舍与痛楚和解。

转眼12年过去了，我不断地在放下中成长，又在成长中放下，终于在时间的帮助下，对母亲的因病早逝释然了，对生死和爱别离也释然了。如今回忆起母亲，再没有当时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温馨——母亲虽已不在，但是母爱却永存我心，岁月不能冲淡它。母亲对我无条件的关爱、宽容与接纳在疗愈我的一生，每次我在生命中遭遇重大挫折时，我都能感知到母亲又来到我身边安抚我。

这个清明节我会回去给母亲扫墓，如今回去时的心情也不再是酸楚的，更像是离家久了，回去探望母亲一样。悲伤和遗憾都已平复，如果母亲在九泉之下真有知觉的话，我想这是她最想看到的结果。她不会希望自己深爱的儿子一直沉浸在丧母之痛中，她更希望我能活得快乐一些。而且，我一直都感觉母亲并没有真正的离开过我们，她一直都活在父亲和我兄妹三个的心中。

母亲去世后，我们都劝说父亲再找个老伴，但父亲坚决不肯，父亲认为不可能再有一个人可以替代我的母亲，所以无论母亲在世还是不在世，父亲都不会再找第二个伴侣。转眼十二年过去了，父亲仍然是孤身一人。他经常把母亲的遗像擦得干干净净，就像母亲并没有离开他，仍然陪伴在他身边一样。

母亲刚去世的前三年，父亲经常触景生情，只要一想起母亲，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难以遏制。那会儿我们很担心他（他也很担心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扶携着度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日子），但现在他也放下了，看淡了生死和离别，不过他对我母亲的思念却从未淡化。

我母亲家族有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他们是那么的擅长爱，又那么的活泼开朗，以至于他们的伴侣和子女，乃至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永远都忘不了他们。我每次回去，邻居家的大婶们都会和我说着同样的话，她们告诉我，我母亲是大家的开心果，有我母亲在，连他们的生活都多了许多乐趣和活力。

我的舅妈在临终前对我舅舅说，来世还要和我舅舅做夫妻。实际上我舅舅这一生过得很困顿，但舅妈从未嫌弃过他，原因就在于我母亲兄弟姊妹继承了一种非常深情的基因，他们给人的爱是那样的真诚和深沉，不掺杂一点杂质，而且他们的心态又很阳光，以至于来自于他们的爱完全不可被替代。

我现在一有机会就对我的家人们进行死亡教育，告诉他们要看淡生死，如果有一天我先他们而去，我希望他们不要沉浸在悲伤中太久。人生苦短，死亡是每个人的归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为我的离去而毁掉他们自己的余生。他们应尽情地去享受自己的生命，因为我爱他们，所以我不希望他们痛苦。我也不希望他们在我死后觉得我一生过得很苦，因此我总是尽情地享受自己喜欢的生活。

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我的母亲是个“乐活族”，她对生活的要求极低，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一点点小小的乐趣都能让她开怀大笑，很难从她脸上看到忧愁和痛苦，她即便偶尔有不开心，也不会持续很久。作为婆婆，她有生之年未和自己的儿媳发生过一次争执。

母亲对幽默完全没有免疫力，我和哥哥在家很喜欢和母亲恶搞，每次母亲都被两个儿子的调皮捣蛋逗得开怀大笑，有她在，家里大多数时候都是其乐融融的，气氛很轻松。她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家人互相安慰对方说，以母亲的性子，她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会很快与新朋友打成一片，玩得很开心了，我们不用为她的离去而感到难过。

一个人开心点，对家人来说真是一种慈悲，起码家人不会为他们担忧，更不会受他们的坏情绪影响，经常紧张兮兮的。我父系家族的基因不太好，父亲兄弟姐妹没有母亲的兄弟姐妹们那么宽容和团结友爱，他们经常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闹不休，令人头痛不已。我母亲这一生一直在疗愈我父亲，甚至疗愈父亲的兄弟们。因为我母亲慈爱而又宽容，对待父亲的弟弟们真的做到了长嫂如母。

我哥哥常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继承了我母亲的基因，大多数时候是个盲目乐观主义者，心态积极，很容易把难做成的事情做成，又和我母亲一样有亲和力，这些对我的事业和生活都很有帮助。

其实遗传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当年孟德尔认为生物继承某个等位基因时，继承的要么是母系基因，要么是父系基因。但实际上，现代生物研究表明，子代所继承的等位基因可能是父母基因的综合体，所以子代表现出来的生物特征是复杂的。而且生物的基因一直在突变，没有突变就没有进化，所以我们自己表现出来的生物学特征（长相、性格、健康状况等）与许多因素有关。

不过无论如何，父母为我们画了一个轮廓，从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命运中的许多东西就已经被注定了。一直要到中年时期，我们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儿童期和青少年时期，我们人格的形成是由遗传、教育和环境决定的。但是到了中年时期，我们是有一次自我觉醒的机会的，这次自我觉醒会促进我们的人格再一次发育。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年人是最痛苦的，这种痛苦是一种欲说还休的痛苦，是一种让人不断地产生自我怀疑的痛苦。青年人也许会觉得自我怀疑是件坏事，因为他们还处在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年龄段。但是对于中年人来说，自我怀疑会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我们的人生本来从一降生开始，便注定了有许多错误，这些错误一直要到中年时期，遭遇各种痛苦，才能被我们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在中年时期还不自我怀疑，一直对自己坚信不疑的话，那他这一生就错失了一次很好的自我成长的机会。

全球各国关于幸福感的研究结果都显示，中年人的幸福感是最低的。人的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变化会呈U型变化，中年人的幸福感就在字母U的底部。中年人承担的责任是最大的，既要赡养和照顾老人，又要抚养和照顾后代，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整个家庭生活就都会笼罩上一层阴影，脆弱者会崩溃。

所以人到中年，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该如何活才能少些压力和痛苦？如果一个人到了中年还不自我怀疑的话，说明他的生活过得太顺利了，或者他活得太虚伪了，不敢直面真实的自我。

人生中的很多事情注定了是一个无奈的结局，最令人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爱与爱的失去，疾病、死亡与离别总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他们会夺走我们所爱之人。我们爱的人被身心之疾折磨得憔悴不堪，或从我们的世界消失时，我们会像吸毒的瘾君子们再也吸不到毒品一样的痛苦——爱本身与吸毒就很相似，都是一种成瘾性行为。一个中年人和另一个中年人只有很细微的区别，可能某个中年人比另一个中年人承受的痛苦轻微一些，仅此而已，不存在谁完全没有痛苦。

处理痛苦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而处理痛苦的能力又由什么决定的呢？对于精神基本正常的人来说，处理痛苦的能力由我们的性格和认知决定。我们在中年之前，更多的是成长为一种被家庭和社会期待的人格，成长的是一个标准化的“社会人”，而不是真正的自己。只有到了中年以后，我们才会在剧烈的爱别离之痛中醒来，猛地发现原来我们也需要学会更好的爱自己。倘若我们不能更好的爱自己，我们便会被中年时期的各种麻烦搞得一塌糊涂，生活过得苦不堪言。

痛苦和人生教训会让我们成长，经历的爱别离之痛不够深不够多的人是没有资格去深思人生的。只有经历过足够多和足够深的爱别离之痛的人，才会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的爱是否健康？是否恰当？我该如何爱他人？又该如何爱自己？

当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启动这些问题时，我们便迎来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成长，这次成长决定了我们中年之后的生活质量。因为经历了这次成长之后，我们处理痛苦的能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会把自己的生死观和爱恨情仇理顺，不再那么忐忑不安。

生活就是一杯鸡尾酒，有悲伤，有痛苦，也有欢乐，我们是自己人生的调酒师。痛苦是不可避免，甚至其总量也是无法避免的多的，毕竟，大多数人厌恶的分离、病痛和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躲不过的。但如果我们往自己的酒杯里倒入更多的小快乐，我们的人生的味道整体上就会甜一点。

一个明智点的中年人懂得与自己和解，懂得在岁月的长河中放下对爱的执着，或者说懂得把爱转换成另一种形式，懂得把生与死、聚与散的分野模糊掉。当我们所爱的人不再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时，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去怀念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甜蜜，而不再执着于非得看到他们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当我再给母亲扫墓时，我心中已经没有了悲伤。百花盛开的季节，我用不着再悲悲切切地在母亲墓前哀伤一阵，我可以把这扫墓当作踏青，当作游子归来，和母亲以另一种形式重逢了。

东亚的教育模式，简直就是在浪费孩子的生命。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中村修二

1997年，我正在上高二，成绩出类拔萃到了非常耀眼的程度，在湖北省的一次全省联考中，名列前茅，数理化这些评分标准客观的科目几乎全部满分。我们学校的宣传栏里，特地为我制作了一个光荣榜，照片上的我戴着一朵大红花，文字介绍极尽溢美之词。我满面羞惭地走过这块宣传栏，内心中想到的是《三国演义》中张飞和关羽出来叫阵时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尔等不过是在插标卖首而已，插标卖首这四个字和搔首弄姿这四个字，从此深刻地刻入到我的脑海之中。

我总觉得学校里排名次搞光荣榜的那种做法，可以用“插标卖首”和“搔首弄姿”这两个不大雅观的成语来形容，它是在刺激学生的虚荣心，并不能给学生带来实际的帮助。我敢说，许多学生和我一样不喜欢这一套，因为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干扰。

对我来说，如果老师们不关注我，其他同学也不关注我，让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就是对我最大的恩赐，我在那样的状态里是最舒服的。所以整个高中时代，我最喜欢的座位是教室里最后排的某个角落。通常这样的角落是安排给差生的，但我那时候总在抢这个位子，这是内倾型人格者的最爱。

从那以后，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尽管高考时我还是过了重点线。我的老师们一定不会知道我的转变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在他们看来，我应该为这样的荣誉感到高兴。然而事实上，这压垮了我。此前我的学习动力十足，我对研究各种问题充满了兴趣，在求知欲的驱动下废寝忘食地学习，我经常为一道大家都解不开的压轴题痴迷不已，我喜欢探索。但不幸的是，在我们现行的教育系统里，分数和名誉比兴趣更重要。人们更在乎的是外在的看得见的荣誉，而不是一个人探索时所享受的那种乐趣。

我从那以后有段时间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我总担心如果下次考试我不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成为大家的笑柄？而且我当时对为了考试而去学习也感到很厌倦了。我们的教育简单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一切以分数和名次论成败。对一个高度敏感的青春期孩子来说，维持第一的压力很折磨人。而且，更为折磨人的是，我们的个性得不到尊重。

幸好不久我就又一次找到了新的兴奋点，沉浸在哲学的研究之中不可自拔，渐渐地就忘记了这种压力。作为一个理科生，我在哲学方面的底蕴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打下来的。我那段时间是如此地沉迷于阅读这类著作，以至于又一次进入废寝忘食的状态，经常每天要花6-8个小时来阅读相关著作，阅读的过程中兴奋莫名——当然，现在我对哲学也感到厌倦，觉得哲学废话空话太多，不如生命科学那么实在，但这就是人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之一。

我的老师们中有一两个对我特别理解，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包容，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展自我，为我创造条件。正因为此，我的年华不曾虚度，我如今回首往事，真的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他们让我能够完全在兴趣的引导下去求知。

我的母亲终其一生都在无条件地接纳我，即便我在青春期后期叛逆得令人难以忍受。我从大学退学不说，还把头发剃光了，在村里闲逛，招来很多非议，她都没说过我什么。我母亲那时候虽然不能完全理解我，但是大致是知道我有些内心的冲突需要时间去化解，所以她总是默默地照顾和安抚我。

我母亲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她喜欢打牌，但她不赌博，她只与邻居们打牌娱乐——感谢扑克的发明者，因为它，我娘一生都很愉快。不管她在生活中遭遇了什么不愉快，她的不开心都可以在和邻居女伴们打次扑克后烟消云散。打完牌回家时，她总是笑眯眯的给一家人做饭，虽然她喜欢打扑克，但是她不沉迷，她非常的勤劳，总是先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才考虑去娱乐。

我到了不惑之年才意识到我自己是多么令人不省心的一个人，一直都走在一条离经叛道的路上，从来都不肯按照常规去成长，这不可避免的让那些爱我的人担忧。假如我的母亲也像现在的年轻妈妈们那么爱焦虑的话，我将不得不在她的唠叨和叹息中度过我的童年和青少年。

可我幸运的是，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母亲对我都是和颜悦色的。甚至用和颜悦色这四个字都不足以形容，她的情绪基本是稳定的，我到了三十多岁，我母亲看我的眼光还是那么慈爱，她还是那么喜欢抚摸我，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她对我的无尽喜爱。

我这辈子，从未被我娘直呼名字过，即便她偶尔生我气时也不会直呼我的名字，她总是用各种昵称来称呼我。这直接影响到我在亲子关系和亲密关系中的表现，我也从未直呼过我的婚恋对象和我的孩子的全名，而是总用各种各样甜得腻死人的昵称去称呼他们。我本应该因为过于离经叛道而被讨厌，但我娘却满心满眼地喜欢我，这给了我一辈子在其他人不太敢涉足的困难领域探索的勇气。

杨振宁谈费曼时说过一段话，那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费曼这个人必须在很宽容的环境里才能健康成长，换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他可能早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子了。费曼的父亲非常有意思，他博学、宽容而又有幽默感，费曼在物理学界以调皮捣蛋而著称于世，但费曼一生是很宽容的，这是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很宽容。人若没有宽容的成长环境，很难形成宽容的性格。其实任何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最需要的都不是荣誉的激励，而是被宽容和被喜爱。

东亚教育最大的一个弊端是过度的在乎荣誉和纪律性，忽视了人性根本的需求，扼杀了很多人的个性。我们有的人羡慕日本和韩国的教育，但是日本和韩国人的教育在培养快乐的灵魂方面可能也是一坨屎。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能快乐和幸福的过一辈子，有再大的成就又有何用？日韩的不婚不育率和自杀率在全球都是很靠前的，是否热爱生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快乐的最重要的标准。

我主张人在三十岁前应该不设置任何发展方向，而是尽情地去做各种各样的探索，到了三十岁后，再考虑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也基本上是这样来教育我的儿子的，我希望他在三十岁前充分地去享受探索的乐趣，去瞎玩也可以，去看看什么才是自己愿意长期干下去的事业。

袁隆平先生在三十岁之前也是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的，三十岁的时候他还在犹豫这辈子是否应该当个运动员，最终他在三十岁后才决定投身农学研究，但这并不妨碍他一辈子取得很大的成就。他一生都是很快乐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放松和愉悦，人这一生，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成就只是副产品。

我如今接触到的疾病的种类越来越多，接触到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我的所闻所见让我看到了以前我不曾看到的世界——太多人一生大多数时间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快乐。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虽然说这其中存在生物学因素，但与一个区域流行的文化和教育理念也有很大的关系。小时候没有玩够，成长过程中个人兴趣被遏制的孩子长大后是脆弱的，他们比那些野性十足的孩子少了许多欢乐。

人一生要有很多快乐的体验才能中和掉生老病死和爱别离带来的痛苦，避免被压迫性情绪控制。一个兴趣爱好广泛的人，不太容易被压迫性情绪控制太久，因为他们所喜欢的事物总能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的痛苦中转移出去。

培养兴趣爱好很容易，只要它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就任其发展。扼杀兴趣爱好也很容易，只要把它标准化、程序化、任务化，我敢保证很快就能让人丧失兴趣。人总是在轻松愉悦的前提下才容易对一件事情饶有兴趣的，一旦这件事情让人像应对一项任务一样来对待它，厌倦情绪也就随之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