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结束后，我带着孩子去泰山玩，在山路上，孩子累了，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了一下，孩子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前几天带着儿子外出会友，回来的时候，在地铁里，孩子犯困，又靠在我肩头睡着了。每次看着靠在我肩头睡着了的儿子，我都觉得既温馨又好笑，十八岁的儿子，个子再高，块头儿再大，也还是个依赖父母的孩子。

在那样的时刻，我也会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有些往事，我还是很难忘记。我上中学时，每次和父亲一起劳动，父亲总是把所有的重的东西都自己扛着。那时我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亲做点小生意，我有时会帮他忙。他用板车拖一车松花皮蛋去附近的镇子上送货时，我在后面帮他推车。除了很高的坡路，父亲要我帮他推一把之外，其余地方，他都不肯要我帮忙。有时他甚至要我坐在板车上，他来拉我，因为他觉得我走大老远的路，很累。我当然不肯，一车的皮蛋加上我，拖着一定会很累。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还是有许多时候很宠溺我。母亲更是如此，每年暑假在家，我总是在家睡到自然醒，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从河里洗衣服回来，正在做早饭了。我洗漱完就会拿把小锄子出去挖蚯蚓，挖好了蚯蚓，吃完了早饭，就拿着钓鱼竿去河里钓鱼，有时候中饭都要母亲下午出工的时候，带到河边给我吃。

考场和情场失意时，我回到家里，或闷闷不乐，或失声痛哭，母亲总在旁边陪着我掉眼泪，用手轻轻地抚摸我，安慰我，鼓励我把眼光放长远点，从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起。生病的时候，母亲无法解除我的痛苦，就到处求神拜佛，极为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我。我是个无神论者，根本不相信神佛会保佑我，但母亲那样关怀，还是让我好受多了。医生不能减轻的痛苦，母亲以她独特的方式为我减轻了。

我一生都非常怀念儿时的生活，非常希望时光倒流，我还能回到那个时候。我至今也都还保留着儿时的生活习惯，爱穿布鞋——尽管再也不是母亲亲手为我做的布鞋，爱吃农村菜园里常见的那些蔬菜。每当我挫败时，我都能很快从挫败感中走出来，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前行。

我哥哥总说我父母对我是一种无原则的溺爱，长兄如父，我在上高中时，我哥哥尽职尽责地监督我学习。只是那时的我实在太过贪玩，完全不肯听我哥哥的，总是趁他不注意时，偷偷地溜出家门，或钓鱼，或找人下棋。我哥哥折断过我的钓竿，把我的象棋扔掉过，为了让我能够沉下来刷题，他想尽了办法。甚至斥责我父母在他午休或上厕所的时候，不帮忙看着我。我母亲总是和我哥哥求情说，都放假了，你就让你弟弟玩玩吧！我哥哥听到这话就很生气，他想把我成绩提起来。

我哥哥也很爱我，他上大学的时候，勤工俭学赚到的第一笔钱，他拿来给我买了一件T恤衫。我们兄弟俩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穿得很寒碜，我哥哥饱受被歧视的滋味，所以他不愿意我在学校也抬不起头来。不过我的脸皮比他厚，自尊心没他那么强，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但我还是一直对我哥哥对我的关爱感念在心。

儿时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是我此生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家里穷其实并不要紧，只要家人给的关爱足够多，穷人家的儿女也会积极向上。我曾在大一和母亲患癌的时候崩溃过一段时间，但熬过那些困难的日子后，就再也没有崩溃过。即便是在那种时候，我也没有崩溃到想去自杀，因为当我觉得熬不下去想放弃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那样做了，我母亲一定会非常难过，我不想她难过，所以我都熬过来了。

我并不担心我儿子的未来，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给予过他这些关爱。我基本也认可我哥哥的观点，我觉得小时候我父母可能对我的确存在溺爱现象，但我不认为溺爱有什么不好。当一个孩子能够感知到自己被爱（哪怕是被溺爱）时，他内心的安全感和自信会很强。

我想最可怕的亲子教育莫过于，我们给了孩子一切，但是却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爱。我们总在他们耳边唠叨，数落他们的不好，指责他们的错误，或者给他们打鸡血，灌输各种成功学观念——用成功学给自己孩子洗脑的家长在我看来是天底下最愚蠢的家长，因为我现在接触到的抑郁症患者，超过八成的在年轻时被自己的父母用类似的观念洗脑过。

究竟是成才更重要还是个人幸福更重要呢？我认为是后者。个人幸福与物质条件有关系吗？我的经历告诉我没有关系。令那些渴望子女成功的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顺其自然成长，受到更多关爱，没有被灌输各种成功法则的人心理更健全，也更容易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理由很简单，一切急功近利的教育，都必然要以失败告终。

人生漫长，不被沮丧和狂妄摧毁很重要。父母的一大职责是在孩子被外界摧毁时，重新为孩子树立起自信，教会孩子学会在困难时刻自我欣赏。在孩子取得一次次的小成功时，教会孩子学会谦卑与内敛。这一切都需要一根强大的纽带在中间发挥作用，这根纽带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爱。

爱是宽容，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放弃，爱是发自内心地接纳。

我在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那边租了一块小菜园（每小块年租金2000元，我租了两小块），在那里种菜。种菜邻居中有很多有多年的种菜经验，所以我刚去的时候，他们看到我整理的菜畦高低不平，垄也做得不好，都很热情地指导我整畦做垄。把菜栽下去的时候，他们也热情地指导我如何种菜。

大多数建议我都没法采纳，因为相比起他们来说，我的时间很紧张。我每次去菜园，都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归，他们的那些建议很耗费时间。他们的菜园整理得就像一个个精致的小花园，我只有羡慕的份。我基本没有给蔬菜拔草的时间，所以我的菜畦中长了许多杂草，但是我的左邻右舍可以做到菜畦里一株杂草都没有。

开始的时候，我和孩妈真有一种灰头土脸的感觉，总觉得自己种植的蔬菜丢人得很。最近这段时间，各种蔬菜开始成熟，我的小菜园收成很好——与我的左邻右舍相比，我的收成可能有点太好了。他们的茄子比我先种，管理得比我好多了。但是他们的茄子的产量却不如我的茄子，其余蔬菜大抵也是这样的。

我菜园的东边邻居据说是一个蔬菜专家，西边邻居据说是一个园林专家——在北京，专家可真不少。我们身边随便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全国知名专家，他们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或有盛誉，或著作等身，很多是业界权威。但这两位专家种的小菜园，蔬菜的产量都不如我这个农村娃的。

我发现他们这些没有干过农业的“菜农”都是一些很会纸上谈兵的票友（他们就像许多业余读医书但不临床治病的中医票友一样“明明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他们太过乐于给自己的蔬菜修枝剪叶，几乎是在按照种植家庭绿植的思路在种蔬菜。他们认为过多的分枝会影响蔬菜结果，所以只要一有分叉，他们就会迅速剪掉。

我也剪枝，但只是粗略地剪了一些，并没有像他们那样精致地剪枝。因为在我们乡下，农民种菜不会像他们这样的天天来修剪（老实说乡下人如果种这片小菜园也要花费这么多时间的话，那每家那么多地根本就种不过来），我们十天半个月能修剪一次就算是不错的了。乡下人剪枝在他们看来真是不忍卒睹，他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做得相当粗糙。

他们似乎种植什么蔬菜都会查查资料，然后口口相传，形成大家一起遵守的规则。有些蔬菜属于耐旱蔬菜，他们就很少浇水，结果莴苣种得细得跟大拇指似的，茄子干巴得叶子都蔫了。我基本上一周浇水2-3次，我的邻居几次提醒我，我这样浇水蔬菜会烂根。我的蔬菜非但没有烂根，而且长得比他们的好多了。我的莴苣和菜市场里卖的差不多粗，茄子结得又多又好。

我觉得我的这些邻居不尊重自然规律，他们完全不顾植物生长需要阳光和水，需要绿叶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结果他们种出来的菜收成很差。我刚来的时候还真被这些邻居们唬住了，但等到收菜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承认，论种菜，还是我们这些农村娃实在；论拔草和剪枝，专家们胜出。

二十岁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要帮父母做家里的很多农活儿，所以对农作物的生长规律还是懂的。虽然离开农村多年，但是怎么种植农作物还是记得的，实践经验比这些玩票的邻居们强多了。大多数农作物要枝繁叶茂才能硕果累累，这种为了追求美观而种植的蔬菜，违背了农作物生长的基本规律，所以注定了是长不好的。

大多数城里人照着书本上的理论种菜，是种不过我们这些农村人的。不但种菜如此，教育也这样。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并不是按照教育理论培养出来的——真实的生活会培养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生活越是丰满，人格也会越完整，相反，生活不够丰满，只会培养出人格残缺不全的人，医学上有精神残疾一说。我甚是反感现在的教育，老师、家长、学生都为了考分而不惜剪掉孩子成长过程中应有的许多人生体验，家庭和学校把孩子们逼成了考试机器，而且在内卷严重的当下，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植物没有枝叶进行光合作用，就没有办法吸收足够的太阳能，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开花结果。人除了学习和考试，没有其他的人生体验，又怎能健全的成长呢？不玩乐地玩耍，他们难以体验人生的乐趣；不交友，他们怎会与人产生共情？不出游，让他们光凭诗词歌赋去体会山川河流，他们又怎么会真的对山川河流产生热爱之情呢？

我儿子在幼儿园时期，就有人告诉我，你的孩子天分很高，现在学校里竞争激烈，你应该有个全面的规划，送孩子去参加一系列的竞赛班和培训班，而且家长也要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和孩子一起作战，这样将来他考清华北大胜算大。我断然拒绝了，我宁愿他成长得慢一些，宁愿牺牲他的所谓的“前程”（究竟怎样才算牺牲了一个人的前程恐怕要盖棺才能论定），也不希望他的童年单调乏味——我所接触的抑郁症患者，大多数在童年时代就不快乐，成年后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何在，医生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让他们重新快乐起来。

人的一生漫长得很，我们要体验的东西有很多，要学习的书本之外的技能比书本之内的技能多得多。小孩只有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才能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应对将来要面临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等人生考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精神力量对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但是却很少有人想过要做足够的心灵训练，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活得很痛苦。

医疗也是如此，如今的医疗界的现状很像我的这些种菜的邻居们的做法。分科太细，大多数医生都是在照本宣科的治病，也是在对人体进行“剪枝”——剪着剪着，就缩短了患者的寿命。我们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虽然我们知道人的喜怒哀乐、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等均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但我们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去利用这些规律让身体少受些痛苦。

我最近养了一只猫，有时候我会逗它玩，制造声音来吸引它，训练它的跳跃能力。我发现我家这只三个月大的小猫，居然能精准的听出来声源在哪里，能丝毫不差的跳跃到声源所在地。这种历经无数年在大自然中进化出来的能力，是我们用任何医疗技术都达不到的。

它是如何精准地判断出声源，又是如何精准地计算出跳跃高度和自己应该用的力度，并且精准地发力的？如果我们按照力学定理去计算，我们可能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才能算出来，但猫只在一瞬间就完成了这一切。生物都有其天赋，这些天赋是历经无数代进化而来的，它们的力量不可思议。

医生应尊重自然规律（包括尊重死亡），利用自然规律帮助人们减轻或摆脱一些痛苦——我甚至认为在不得不死的时候，对患者和患者家属进行必要的死亡教育比给病人打针吃药更正确。我所认识的临终患者，绝大多数都希望早日解脱，但是他们的家人们却硬是要延长他们的生命，折磨他们。其实自然死亡不失为一种一劳永逸的解脱严重疾病带来的痛苦的好办法。古人说小病从医，大病从死，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真会生不如死，当此之时，死是一种舒适的解脱。

人类一直在尝试着理解自然，理解自身，理解各种各样的规律，正是无数人的尝试使得医学、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得以产生。我们理解的这些规律告诉我们该如何活，该如何接纳一个不完美的人生，和一个很不完美但却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的人生结局——死亡。

尊重自然规律，也许其结果并非我们能接受的，但这结果可能在客观上却是最好的结果——Any way，人生不只有如意，不如意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人能避免。如果框里只有烂桃子可选，那就选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烂的吧！

1998年，我因为上大学，第一次来北京，背着一个破旧的牛仔包，包里装着我的换洗衣服。站在北京的大街上，晕头转向，分辨不出东南西北，对北京城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赞叹不已。一个此前几乎从没出过远门的农家子弟，站在马路边上欣赏这座城市里的一切的时候，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1999年，我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加上家里太穷，大一下学期便从大学出来了。在北京上地树村租了一间平房，月租50元。房子大概有五六平方米，床是用砖块和木板搭建的，床底下放着我的各种杂物。我又在外面找了些砖头和木板，自己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书架，把我的书放在那里。

我还在早市上买了两棵便宜的绿植，一棵小的放在简易书架的顶上，一棵大的放在房门口。做饭的灶是放在门口的，下雨天搬回来。那个大杂院住了好几个像我一样的租户，房东一家住在正房。把这个简易的家张罗好后，我的心里洋溢着幸福感。我很知足，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树村建起了许多高楼，昔日的平房不复存在。我还记得那时候的树村有一个大的农贸市场，那里的蔬菜和水果很便宜，一块钱能买一大堆的叶菜。再买些鸡蛋和挂面回来，煮青菜面的时候加一个鸡蛋，这就算丰盛的大餐了。树村住了许多文艺青年，那时的我也算是一个，我靠打些零工维持生计，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就到国家图书馆读书，自学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知识。

从树村骑自行车到国家图书馆要不了多少时间，那时候的北京城还有许多二手自行车卖，我淘到了一辆品相还算不错的二手自行车，那车就成了我的主要交通工具。

我当时做得最多的工作是文字工作，我为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广告公司、图书编辑公司以及有需求的个人撰写各种稿件。记得有一次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一家广告公司写了一篇文案，公司老板对稿件的质量很满意，一下子付给我1500元的稿酬。这笔钱足够我交30个月的房租，那时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笔巨款。有了这样的收入，我才能安心在北京这座居不易的城市里呆下去。公道的说，我们这代人当北漂的时候，生活压力比现在的北漂小多了。那时的房租不高，生活费也不高。

从大学出来的大多数日子，我都很满足于当下的生活状态。无论是住在下雨天公厕里的蛆虫能跑到我们家门口的农村小院里，还是住在高楼大厦里，我都很满意。我搬了很多次家，从树村搬到国家图书馆对面的五塔寺，又从五塔寺搬到北京大学中关园，再从中关园搬到昌平沙河，又从昌平沙河搬回国家图书馆附近。直到自己在国家图书馆不远处买了一套小房子，才算安定下来，没再搬家过。

在我住过的所有的地方，我都会养些绿植。到北京25年了，我种过许多绿植，有些绿植甚至伴随了我十多年。室内有盆栽，不但可以净化空气，还能让我时不时地觉得自己就像住在深山老林之中。不管是在几平米的小平房里，还是在后来的公寓楼里，关门闭户，坐在几盆绿植环绕的书桌前，读书或写作时，我都会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郁郁葱葱的田野之中，内心始终都是满足而幸福的。

前不久有个年轻人问我，要读些什么样的书，人才能平和而又幸福。我告诉他，要想平和幸福，不需要读书，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她就是一个很平和幸福的人。与知识相比，可能性格对人一生的幸福的影响更重要。幸福很难被定义，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幸福的生活？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但知足常乐的人更容易幸福一些，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人一生过得幸不幸福，与他拥有的物质财富是没有关系的，但与这个人有无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幸福感看起来很虚很唯心，但实际上却是很实在的一种东西，它是人的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从小就很有幸福感的人，他的一生无论是穷通富贵，他都能活得很幸福，这幸福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他的。在路上他看到一只蜜蜂在采蜜，他很好奇，仔细观察这只蜜蜂是如何采蜜的，这让他忘记了身外的一切，这都能让他感到很幸福。

现在我知道，这样的性格也是由基因和后天的家庭环境决定的。我继承了我母亲乐天知命的性格，我母亲的言行对我的影响很大，她总是很容易看到事物乐观的一面，所以她一辈子都很快乐。虽然我外公家很穷，养的儿女又多，我母亲小时总是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我也曾过过一段这样的日子），但这并没有让她觉得生活很痛苦很艰难。

我母亲几乎从没有向我哀叹过生活多么艰难，尽管我们家是我们村最穷的一个家庭。我父母既聪明能干又勤劳，他们的创收能力在全村算上等，但我父母把自己赚的所有的钱都花在子女教育上，所以我们家的房子破旧得很，也没啥电器。

我父亲不像我母亲那样乐观和豁达，但他很自信，只是他的忧患意识总是很强，容易不开心。小时候他总是在我莫名其妙的快乐的时候呵斥我，指责我缺乏忧患意识。造物主很奇妙，它让我同时继承了我母亲的乐观知命和我父亲的忧患意识，而且将这看似矛盾的二者糅合得极好。这或许就是生物进化的过程，后代对自己的父母取长补短，产生了既优于父亲，又优于母亲的基因。基因只有经过这样一代代的改良，生物才能不断进化。

乐观知命和忧患意识是可以相得益彰的，人只有具备忧患意识，知道避开人生风险，才能更好的保持乐观知命的状态。人生意外无处不在，我们要想相对平安地度过这一生，适度的忧患意识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有句成语叫有备无患，这个成语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一点。

古罗马有个思想家叫塔西佗，我很喜欢他的人生态度，他总是让自己保持既乐观又清醒的状态，他享受着当下的一切，对未来可能遇到的灾难既不欢迎亦不畏惧。他说他做足了思想准备，即便他失去一切，他还是会依然故我的快乐——外在的一切不一定会长久地属于我们自己，但那个内在的知足常乐的自我却永远都不会失去。我们知道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苏东坡。

我母亲临终前，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她固然难过，但却也并不十分悲伤。她催促家人为她准备好棺木和寿衣，笑着和我大姨讨论自己的寿衣是否好看，她几乎是以从容赴死的心态去对待死亡的。不能对抗死神时，她接纳了死亡。

母亲去世后，我陷入极度悲伤状态三年多，但时间渐渐磨平了我的悲伤，如今我想起母亲，不再为她感到难过。死亡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痛苦，它是所有人的归宿。这道理很简单，但要轻松自然地接纳这一点却很困难，如今我自己对待自己死亡的态度和我母亲差不多了。

在生死的问题上通达一些，人的幸福感又会高许多，因为我们不再会因为恐惧死亡而忧愁痛苦。当我们有充足的幸福感时，几乎每一个当下，我们都会感到生活是幸福的。住在高楼大厦里感到很幸福，住在茅棚里也会感到很幸福；吃大餐时感到很幸福，啃馒头时也能感到很幸福。

很多人都劝慰自己活在当下，其实一个自足圆满的人根本不用劝慰自己，因为他每一个当下都能自然而然的处在幸福的状态之中。幸福感不但与学识无关，与年龄也无关，它靠的不是思考和历练，而是内生于心或内化于心的精神力量。对生死、得失、富贵与贫贱淡然处之，才会拥有这种力量。

幸福感是绝大多数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但不幸的是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它。我在养育下一代时，最注重的就是让他的幸福感得到充分地发展。我们不用种种陈见去束缚它，它便可以得到充分地发展。如果我们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必须得怎么样过才是正确的，那一定会把他们的幸福感阉割掉。自然、丰满、多姿多态的人生才能让一个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充盈的幸福感，所以，爱他，就给他充足的空间，让他保留幸福感。

因为再没有什么礼物，会比这种礼物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