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周，我被朋友邀请参加AI医疗（人工智能医疗）方面的内测工作——我的朋友之所以热切地邀请我，是因为我对医疗和IT都有一些了解，所以他非常希望我能参与到AI医疗事业之中去。与AI医生互动时，我对医疗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参加内测的部分是现代医学模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医，涉及到的科别有呼吸科、皮肤科、血液科、神经内科、肿瘤科。

参加完内测后，我又将已经公开发布的AI模型（比如字节跳动的豆包）中与AI医疗相关的应用都研究了一下。豆包app（用户可以在智能手机app商店里直接下载“豆包”）中的“张仲景”和“华佗”等也提供中医方面的服务，所以我也见识了一下现在的中医AI。

AI医生上线后，将大大降低临床误诊率，提高临床诊疗水平，让老百姓享受更优质——而且可能是更廉价（初期甚至是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也会实现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想实现却始终实现不了的医疗资源公平化。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将不再受时空的限制，AI医生可以全天候24小时在线为患者服务，也不存在候诊与限号的问题。与真人医生相比，AI医生还不存在情绪问题，给患者的体验可能更好。

AI医生在临床诊疗上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于真人医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AI医生的诊疗水平已经达到了各科医学博士的水平，甚至更高。只是有些还没有对外开放，已经开放的也没有普及开来而已。AI医疗一旦普及开来，它进化的速度将会是真人医生望尘莫及的。

中医AI是AI医疗中的先行者——这可能与政府对中医的管理相对宽松一些有关。豆包中的“张仲景”已经有接近150万人次的问诊记录，而其上线时间还不长。就算是最有名的中医师一辈子也都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诊疗经历，所以它在大数据方面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我以四十多个病种的不同症状向AI中医问诊，然后审核其处方。AI中医开出的处方合情合理，达到了临床经验最丰富的资深中医的水平。当然，在疑难的问题上，目前AI医生采取了自动劝说患者找专业医生就诊的策略。相信随着AI医生的进化，不久的将来，AI医生是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

我对中医和肿瘤医学有过多年的研究，在与AI医生互动时，我用各种各样的临床问题去测试AI医生，AI医生均能迅速回答，答案令我心悦诚服。我客观地说，在我自己最擅长的中医和肿瘤医学领域，AI医生的答复都不比我本人的回答差，而且AI医生的某些回复还是我想不到的。和我一起参加测试的其他的资深医生也是这种感受。

我深切地感受到，AI医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对传统医学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如果将来再有一场像非典或新冠一样的疫情，导致社会出现医疗挤兑，AI医疗将会大放异彩。这种契机会让全社会都认识到AI医疗的便利性、高效性和经济性。到时候，传统医疗将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人类的医疗事业会发生巨变。

目前，AI医疗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普及度不高，只有少数人对其有深入了解；二是社会大众还难以建立起对AI医生的信心。但下一次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将会使这两个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到时候，占目前医疗主体的常见病可能有一大批会分流到AI医生那里去了。AI医疗在医疗费用上的优势是那么的明显，它可以显著降低公众的医疗负担，同时也降低误诊率，我对这一前景非常期待。

AI医疗应用程序可能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到时候，随着AI医疗的进化和同业竞争，会产生一批非常适合普罗大众使用的行业巨头。医疗与科技的这一结合会造福许多人，但同时也会对整个人类现有的医疗体系产生无法估量的冲击。所以，所有的学医者可能都要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将来，我们将如何与AI医生们共存，不被时代淘汰？

这一周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意识到，要想综合性的提高自己，必须学习AI技术，而非在含金量不高的陈旧的教育模式中浪费太多的生命。AI可以更高效的帮助我们掌握疾病的诊疗技术，提升我们的临床水平，节省我们的精力，帮助我们在基础医学研究上取得更快也更大的进步。

技术进步是大势所趋，用落伍于时代的方法去学习和工作，不但无法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而且还会耽误自己的宝贵时光。我非常希望现在年轻一代的学医者们能够与时俱进，利用好新科技，提升你们自己的综合能力，将来更好地为患者们服务，这也势必提升你们自己的竞争力。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医者应该把目光看向十年后、二十年后。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医学不会完全被AI医疗替代，但是AI医疗对人类医学的改变将会是巨大的。我们将来是否还能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愿意深入地学习新技术，用新眼光去看问题。

AI医疗不会解决人类的全部疾病问题，AI医疗问世后，那么多的世界医学难题依然会是世界医学难题，还需要富有创造力的医学研究者去进行基础医学方面的研究。将来，AI医疗和人类医学研究者会是相得益彰的存在，那些与时俱进者将会和AI医疗一起为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切不再是发生和不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发生和何时进入快车道的问题。年轻的朋友们，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够在技术革新的路上勇攀高峰。我虽已经人到中年，亦愿意和你们一起在时代的潮头冲浪。

清华智能产业研究院日前发布消息称，该研究员研发的AI（人工智能）医院最快将会于2025年上半年，上线坐诊，最近，该院研究人员正在对AI医生进行集训。该研究院研发的42位AI医生可对儿科、呼吸内科、皮肤科、耳鼻喉科等21个科室的300多种常见疾病开展诊疗活动。

目前，清华AI医院已经处于内测状态，内侧结果显示，该AI医院运转良好，AI医生可对300多种常见病及常见重大疾病开展高质量诊疗。在许多方面，AI医生比线下医院的医生更有优势，AI医生可在持续训练中自我进化，培训成长周期远小于真人医生。在虚拟世界里，只需要几天时间便能完成上万名患者的诊疗积累，大大地提高AI医生的整体水平。

清华AI医院的问世是我国AI医疗事业的里程碑性时间，笔者很是盼望AI医院能够早日投入使用。诚然，AI医院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但相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AI医院能够提升人类的医疗水平。

而谷歌（Google）公司也在本周一宣布该公司在量子计算晶片的研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谷歌量子人工智能创始人奈文（Hartmut Neven）星期一（12月9日）说，这款名为Willow的定制晶片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先进超级电脑需要10秭（septillion，1后面24个0）年才能完成的任务。Google公司的研究使得量子计算离现实应用更进一步，如果量子计算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相信AI医疗也会随之进化。

人类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步，在未来，科技将会在医疗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类的记忆能力是不会像人工智能那么好的，AI医生或可大幅度地降低临床误诊率，提升医疗质量。AI医生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真人医生尚需观察，但其对医疗必会产生深远影响。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在科技进步的大环境下，医疗工作者也应与时俱进，学习新技术，拥抱未来。否则，或许用不了十年时间，我们便会成为被淘汰的对象。

2024年9月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高级别会议通过了一份政治宣言，全球各国共同承诺将携手制定行动计划和目标，以应对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的耐药性威胁。

这可以说是微生物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微生物之父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以来，人类逐渐发明了许多抗微生物的药物，以治疗各种各样由微生物导致的疾病。这些发明一度大大的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

但与此同时，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也促进了微生物的进化，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不再对人类既往所用的抗微生物药物产生反应，传统的抗微生物药物失效，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而失去生命。据世卫组织统计，2019年，全球约有495万人死于抗微生物耐药，而且这一数字正在逐年攀升。

抗微生物药物包括抗生素、抗病毒药物、抗真菌药物和抗寄生虫药物，是人类用来预防和治疗人类、动物和植物感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微生物后产生的疾病的药物。它不但大量的出现在现代医疗系统里，为人类的健康服务，也大量的出现在我们的农业中，人类在养殖动物和种植农作物时都在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以提高农作物和养殖动物的产量。这类药物的滥用促进了各种微生物进化出了抵抗人类开发的药物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难对付了。

微生物不但能造成传染病，也能造成像血吸虫性肝腹水（由血吸虫引起）、癌症（如幽门螺杆菌可诱发胃癌、乙肝病毒可诱发肝癌、EB病毒可诱发淋巴瘤和鼻咽癌等多种癌症）等严重疾病。而我们用来对付微生物的药物的疗效则日益减弱，比如过去很容易就能根治的幽门螺杆菌，现在变得非常难根治，即便用上最新的四联疗法仍然只能根治一半左右的患者，而且其根治率在逐年下降。

所以抗微生物耐药性危机已经与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危机一样，成了影响全球人类的重大危机之一，而且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在这些危机中还偏高。所以世卫组织认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已经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最紧迫的健康挑战之一。

尽管全球各国共同作出承诺，将力争在2030年，确保全球用于人类健康的抗微生物药物中，至少70%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可用类”抗微生物药物，同时会显著减少全球农业食品系统中的抗微生物药物使用量，但这些宣言是否能够落到实处，尚未可知。或许，限制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就像人类治理污染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一样，会成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我们单个个体要想在这种危机中尽可能的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是注意个人卫生，同时规律作息，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睡眠，合理膳食，并适度运动，改善体质，提升自己的免疫力——人类的免疫系统才是最好的抗微生物药物。

中医开处方可不可以像做数学题一样，对同类方剂和药物就像合并同类项一样聚合在一起使用呢？答案是可以的。

自古至今，许多中医界的临床大家都在这样操作。只是每个医生的叫法不一样，比如刘渡舟管这叫古今接轨，焦树德则管这叫“合方”，如果我们翻阅临床医家的医案，我们会在医生们的处方中，找到大量的将多张功效相似或互补的名方合并在一张处方中使用的案例。甚至历史上一些经典名方，其自身就是合并使用其他体量较小的经典名方形成的。

合用类方类药，最大的作用是降低毒副作用，并提高疗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传统中医认为蜈蚣和全蝎都有止痉作用，所以止痉散这张方子就将蜈蚣和全蝎等量并用。张廷模教授提到，一些研究表明，0.5克的蜈蚣和0.5克的全蝎合用，其止痉的效果大于5克的蜈蚣或者5克的全蝎，而5克的蜈蚣或5克的全蝎的毒性又大于0.5克的蜈蚣加上0.5克的全蝎。所以这种合用就既起到了降低毒副作用，又提高疗效的作用。

我们可不可以将类药合用推广到类方合用呢？答案还是肯定的。比如，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的功效很相似，我们将一份的柴胡桂枝汤和一份的荆防败毒散合并使用，其功效比单独用5-10分的柴胡桂枝汤或荆防败毒散更显著，而副作用则小很多。

笔者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在新冠肆虐期间，笔者曾将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平胃丸、泻白散等合方使用，组合成柴桂解毒汤和柴桂解毒丸方剂（笔者以前的文章有几篇专门介绍过该组方），其疗效真可谓立竿见影。笔者以之治疗过许多普通的新冠患者，也以之抢救过多例新冠重症患者，临床疗效令人满意。

当然，笔者所创的柴桂解毒丸和柴桂解毒汤的方剂比上述简单的将类方和类药合并使用的思路要复杂一点，但也仅仅只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而已。

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的适应症主要是身体疼痛、恶寒、恶心等，但新冠的症状较此复杂，新冠患者还有嗅觉、味觉丧失，厌食、腹胀、皮肤过敏、咳嗽、胸腔积液等，所以笔者在组方时，将新冠的适应症分解成柴胡桂枝汤/荆防败毒散适应症、平胃丸适应症、泻白散适应症等几种适应症，然后将以上几种适应症对应的经典名方合并使用，故能对新冠发挥较好的疗效。这个方剂在新冠期间被笔者作为一种通方使用，治疗各种各样的新冠和新冠后遗症患者，大多数患者反馈效果很好。

这就是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合用类方类药的思路，但其实也不过是临床经验多了后，熟能生巧的操作而已。笔者的一个学生去年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上大学后来见过笔者一次，当时她问我，学中医的核心是什么，我告诉她中医的核心是方证和药证——当然，这话不是我的原创，我最早是从胡希恕教授的著作中看到的，胡希恕教授说方证是辨证施治的最尖端。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中医的疗效又靠什么来保证呢？我想中医界最不具有争议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辨证论治或曰辨证施治。辨证施治的核心又是什么？其核心就是方证或药证，什么是方证或药证？通俗来讲，就是一个方剂或一种药物的适应症——这个方子或这种药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具体化为患者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的，比如桂枝汤的适应症是“自汗出、恶寒、身热、脉浮缓”等，葛根汤的一个鲜明的适应症是“项背强几几”（肩膀、背部僵硬不适），苏连饮的适应症是上吐下泻。如果我们记住了许多方证和药证，临床应用时就能迅速地找到对应的方剂。用对应的方剂治疗疾病，患者的症状迅速缓解，患者对医生就有了信心。

记忆方证和药证的难度比学阴阳五行这一套大多了，一个聪明的孩子遇到一个好老师，1-7天内可以把阴阳五行这套江湖切口式的东西学会，如果他口才再好点，出去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他这样学完了，会不会治病呢？我敢保证，他对治病基本上一窍不通。

要想成为临床疗效卓著的中医师，就要下苦功学习方剂和药物的适应证，并不断复习自己所学习的这些知识，即便无法背诵，也要形成条件反射式的记忆。当一个患者向我们描述他的症状和痛苦，我们观察患者的外在体征时，我们的脑子要能够马上浮现出一张或多张与其症状和体征对应的方剂来。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基础，我们临床治病的能力就能起码达到合格水平。

再往前进一步，我们要有分析患者的病情，拆分患者的症状，组合同类方剂的能力。我既不排斥小经方治病的思路，也一直在探索大复方治病的思路，从这二者中都获益匪浅。简单疾病用经典的小名方治疗可以立竿见影，复杂的难治性疾病用大复方治疗，也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

一张合理的大复方绝不是简单的堆砌药味，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多张被很多人证实确有某种疗效的方剂合并在一起，组合成一张秩序井然的大处方。这样的大处方用药剂量小，但疗效却非常出色。

我在用柴桂解毒丸治疗新冠和风寒型或肠胃型感冒时，单次总用药量不过几克的丸药，具体到其中的一种药的用量不过零点零几克，但往往一顿药就能退烧或让患者疾病痊愈。无需动辄将柴胡用到几十克上百克，这种用药方法就安全多了，疗效也提高了，非但如此，治疗成本也下降了。这样的尝试有何不好？

学习方剂和中药基本成了我十余年来每日的必修课，我学中医的重点是学习方剂、药物，同时阅读医案，看其他医生如何处方治病，理解其组方思路。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学习方法，我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现在确实具备了条件反射式的记忆。经常是患者在描述症状，我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相对应的缓解其症状的方剂，我以我能想到的多个方剂组合而成一个处方，可以解决患者的部分或全部问题。

当然，有些患者已经到了灯枯油尽之际，属于不治之症的终末期，临床经验丰富者对这种患者也是能迅速辨识出来的。此时，我们应避免使用药物加重或延长患者的痛苦，做好患者家属的安抚工作。

对历朝历代的知名医生所创制的经典名方，我们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不可以藐视。因为他们之所以能成名，而且不随时间褪色，说明他们创制的方剂确实在临床中被反复验证有效过。医学是经验科学，历经无数人验证的方剂，其疗效是肯定的，我们应尊重并虚心学习，牢记之，在实践中验证之。

一些人自以为是，睥睨天下，或故步自封，以某门派门徒自居，对其他的医生创制的方剂不屑一顾，这种器量很小又傲慢自大的人不适合学医。学医就要博采众长，以济苍生，不拿他人的生命当儿戏，要始终坚持以被前人验证，有效且稳妥的治疗方案为先。这种精神与现代医学中提倡的循证医学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筑牢基本功，熟记一定量（我个人建议最少要有2000个以上）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方剂和药物的适应症，临床用药时才不至于无的放矢。组方用药时，思路不但要清晰，而且要合乎逻辑。合并使用类方类药，就是一种清晰且合乎逻辑的组方思路。只要我们在实践中多应用这样的组方思路，多听听患者用药后的反馈，我们就能解决不少疑难杂症，对自己的工作建立起越来越牢固的信心。

我不爱谈近似于空漠的悟性一词，我认为好的医学思想是可以普及的，是能够像白居易的诗歌一样，被大多数人听懂的。一个资质平常的人只要愿意学医，肯吃苦，并且掌握好的学习与组方思路，也是可以成为一个临床疗效还可以的好医生的。如果有一天我到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我一定会推行自己的这套简单易行，操作性强，人人皆可学习并快速上手的组方思路，而非那些玄乎其玄的理论。

不同剂量的药物产生的临床疗效不一致，这在现代药理研究中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西药存在量效曲线问题，中药也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有许多中医为临床疗效问题感到苦恼的时候，将原因归咎于中药。其观点大致有二：一是认为现代中药饮片的质量大不如前（我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因为实践中，方子开得好，往往从普通药店购买的常规用量的中药效果也很好，说明现代中药效果不差）；二是认为我国药典规定的用量太过保守，按照我国药典规定的用量，很难取得疗效。所以有许多中医临床工作者都在尝试大剂量用药。

大剂量用药有确实能够取得小剂量用药不能实现的疗效，我自己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我在给患者升血小板时，往往将仙鹤草用到100克，部分患者在如此用仙鹤草后，血小板一周内就可以升上去，即便单用一味仙鹤草而不用其他药也如此，但也有不少患者用后效果不佳。

我用白芨治疗咯血和胃出血时，单日用量30-90克或以上，止血效果立竿见影，曾有一位肺癌患者经北京某知名中医教授治疗一个多月，咯血愈来愈严重。其家人找到我，我看了一下教授的处方，对他的方子除将白芨的用量由10克改为45克外，其余都没改动过，患者服药当日，咯血减轻，三天止血。

另一位肺癌患者咯血严重，可以用“盈盆”来形容，西安某三甲医院直接放弃患者，要求患者家属将患者带回家，安排后事。我给他单日用白芨90克，煎成浓汤，不分次数，不分时候，代茶饮，患者当日止血，转危为安。

我母亲农历2011年大年三十因为胃癌呕血，呕血后虚弱得卧床不起，当时我们很紧张，我们原定的正月初五回老家探亲，我担心母亲这次呕血后回不了老家。一般来说呕血是胃出血引起的，而且出血量一般大于500ml才会呕血，我当时给她用红参30g，白芨60g熬汤内服，连服三日。我母亲不但止住血了，大便由黑转黄，而且体力基本恢复，正月初五坐火车到老家后次日，就能外出打牌。

我也将生大黄用到30克治疗肠梗阻的病人，用归脾汤时重用黄芪至120g抢救一日内告病危四次的危重病人，病人都在一日内转危为安。

所以我本人其实对使用重剂是持支持态度的。但重剂的副作用也是极大的，我前述的那位肺癌咯血盈盆的患者在服用90克白芨熬的汤后，虽然被抢救过来了，但也差点诱发了患者的心脏病。将大黄用到30克，另外配伍芒硝等泻下通便药，抢救肠梗阻患者时，患者也曾腹痛如绞，大汗淋漓，险些虚脱。所以我对大剂量用药也是很谨慎的。

现在有许多学者提出应将中药的临床用量恢复到汉代张仲景时代的观点，并且根据柯雪帆教授的考证，张仲景时代的一两约等于现代的15克（这是一个粗略的数字，实际并不完全准确），张仲景用大黄，有时用到4两，也就是60克左右。有没有效果呢？毫无疑问有效果。但是其副作用大不大呢？我切身的体会是大得很，把握不好就要出医疗事故。

我们从《伤寒论》序言中张仲景提及他的宗族二百余人，不到十年，死了三分之二可以看出，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按照张仲景的治疗方法，成功率也未必高。我们从基本的人情世故可以猜测到，张仲景本人应该是参与到其家族成员的治疗工作中去了的，病死率这么高，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所以我特别赞同范文甫老大夫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当要大剂量用药时，宜先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他的这一观点也与《神农本草经》中提倡的用药原则相吻合。先用小剂量，不效加倍，如再不效，继续加倍，直至有效为止。而且有效后，也应“中病即止”，不宜过度用药。

明代李中梓用其“阴阳攻积丸”治疗积聚类疾病（中医的积聚类疾病很多是现代的肿瘤）时，更是创造了一种特别精巧的逐渐加大用药量的方法，他让患者从最小剂量开始，每日加量，加量至患者服药后出现便溏，再从最小剂量慢慢开始，如此循环。

而且他还让患者服用一段时间的阴阳攻积丸后，停用一段时间，改用补剂调理一段时间，再服用阴阳攻积丸，如此周而复始，直至痊愈。这种治疗理念相当领先，他兼顾了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今日西医采取化疗方式治疗肿瘤患者时，秉承的理念不也是这样的吗？

我渐渐地不敢再随便用大剂量的药物治疗疾病，尤其是副作用较大的附子、乌头、斑蝥之类。现在有许多文章过度地夸大大剂量用附子、斑蝥之类有毒药的疗效，这是极为不理智的。

这里需要提及李可老中医，李老在世时，我曾想找他治疗我的母亲。但是当时很意外的有李可老中医治疗过的患者来找我解决他们在李老那里治疗后出现的严重副作用的问题，好多患者在服用李可老中医开的方剂后，病情严重，有些患者甚至一剂药就被放倒了，后续虽经调方，亦无改善，病情危笃。

我最初用归脾汤加天冬、麦冬等调理过一个李可老中医治疗后病情迅速恶化的患者，竟然意外的有比较好的效果。从那以后，好多李可老中医治疗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患者找我调理，以至于当时天涯论坛上有人在李可老中医处治疗出事后专门指名道姓地寻找我的联系方式，要求我给予帮助。

我因此而得知，李老大剂量用附子的确帮助过不少人（尤其是心衰患者）转危为安过，但是同样也导致许多患者病情迅速恶化。我从自己的渠道得悉，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用药思路太偏颇，李可老中医在临终前实际上是有过反思的。但目前我看到许多人在提李可老中医时，均比李老本人当时的观点更为激越。总有人向我推送这类文章，这些推送者心肠很热，希望我阅读这类文章后有所收获，殊不知我是李可老中医疗效的直接见证者，早已对李可老中医提倡的思路的利与弊均有深入的了解。

我对李可老中医的医术和医德都是认可的，提及这段往事并无恶意。只是作为与李可老中医同时代的亲证者之一，我希望留下这段文字，为将来的学中医者提供另一种视角，让他们更为谨慎地看待大剂量使用有毒药品的问题。中医界存在一些忌讳谈论中医疗法副作用的现象，这是不科学也不真实的。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将会误导后来者，一些年轻的中医师不明就里，临床时就很容易出医疗事故。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其职业生涯可能就结束了，后续还可能面临着很麻烦的法律纠纷问题。

再如孙秉严老中医，他在我国中医抗癌领域里是响当当的人物，经他治疗后生存期较长的患者很多，著名的抗癌明星圣地没牙就是孙老的患者之一。圣地没牙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他在孙老那里治疗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提到孙老的治疗方法副作用其实很大，相当多的患者服药几天后就出现双目失明或卧床不起的严重副作用，而癌症并未得到控制，很快就去世了。但圣地没牙后来删除了这篇文章，所以实际上他的这种亲身经历，后世人就很难得知，因此而难以评估孙老治法的利与弊。

我最初也曾尝试过用孙老的方剂治疗我母亲，用药后正如圣地没牙所说，我母亲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不但中毒了，临床疗效也不好。我那时对中医药已经有过多年的研究，及时调整方案后，幸为酿成大错。但历年来我看到不少用孙老留下来的方子自己治疗自己或者尝试着给自己家人服用后的情况，十有八九的患者不是取得了疗效，而是中毒身亡。

这些教训我一直都谨记在心，这些年我自己在探索更为安全有效的中医抗癌和治疗中风后遗症的方案，我为什么专注于这两种疾病呢？原因无他，全因为我母亲生前饱受这两种疾病的折磨，我想减轻她的痛苦，所以最初学中医就目的明确得很。这两种疾病都不好治疗，也都是大剂量用药的重点领域。我越是往深里探索，越是觉得，单就这两种疾病而言，大剂量用药的利和弊都不容忽视。

我自己目前的研究方向是用大复方、小剂量的思路来治疗癌症和中风后遗症，我之前写过一篇《我用中药大复方多靶点广谱抗癌的实践经验介绍》，介绍过我的这一研究思路。概言之，我是将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发明的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拓展至中医抗癌上。

我采用的是将多个治疗癌症的类方和类药组合在一起，每种药的剂量都控制在LD50值（药物半数致死量）的1/100-1/20之间，我用这种方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我曾粗略统计过，这种方法的有效率不比孙秉严老大夫的有效率低，而其安全性却比他的方法高了很多。

但我不也否认一些中医临床工作者用大剂量的小方剂治疗癌症有效的事实，毕竟许多事实是我亲眼见证过的。过去十多年来，我通过与我有联系的癌症患者或患者家属向我反馈的疗效和他们提供的他们在其他医生处治疗的处方，学习了当世许多治疗癌症的中医临床工作者的治疗方法，的确有些患者服用大剂量的小方子有效果。这里需要注意，我在本文中提到的有效和有效果都不是指治愈，而是指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癌症是一种无法轻言治愈的疾病，很多患者在经历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后，又复发了，比如我提及的抗癌明星圣地没牙就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现在在走的这条研究之路和其他医生所用的“小方剂、大剂量”的研究思路都有可取之处，应该秉承百家争鸣的态度，宽容地对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允许其在各自的方向进行深入研究，造福未来的患者，不必厚此薄彼。而且同一个临床工作者，可能有时为解决某个问题时采取“大复方，小剂量”的思路，有时为了解决另一些问题又采取“小方剂，大剂量”的思路，这都不奇怪。

但我们也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超量用药导致的严重副作用问题，这既事关患者的人身安全，也事关医生的职业安全，不应该对副作用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个体差异始终存在，用药治病是最不能出错的事情，一出错就会毒死人，责任非轻，不能不谨慎。

在中药量效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医界最权威的可能要算仝小林院士了。2009年，仝院士领衔的专项项目973计划“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得到国家批准立项，该计划就这一课题进行了长达六年的临床研究，掌握了大量的临床证据。

仝院士和他的团队出版了多部专著介绍他们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展的这项研究取得的成果，其中较为有名的包括《重剂起沉疴——中医量效研究奠基作》《方药量效学》《方药量效求真》《方药量效关系名医汇讲》等，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者可以阅读一下仝院士的这些著作。这些著作不但有很深的学术水平，写作水平也很高，可读性很强，我本人读过，收获很多。

但需要指出的是，仝院士的著作中也存在对大剂量用药产生的副作用缺少追踪研究的问题。仝院士本人侧重于糖尿病研究，其常用的大剂量药物葛根、黄连、山药等属安全性很高的中药，民间用川乌、附子、麻黄、砒霜、雄黄、斑蝥等原药材治病时产生的严重副作用，他的团队所做的研究不多。而且，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更多的是正面的数据，那些中毒的患者未向他们报告。院士团队就像阳春白雪，而我这种下里巴人则更能接触到真实的治疗失败的患者，所以我看到的另一面也不容忽视。

仝院士提出的一个观点我很认可，他认为在急症或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急救病人时用大剂量的小方剂往往有起死回生之效，此时当用大剂量的小方剂，药专力宏，但后期的调治则应该考虑以丸散膏丹等安全性更高的小剂量药为主。这种用药方法既保证了中医药在危重症上的有效性，又兼顾了长期用药的安全性，是既科学又合理的。

他还提出了一种观点：大剂量用药时，一汉两换算成现代的13.8-15克左右，中剂量用药时，一汉两换算成现代的9克，小剂量用药时，一汉两换算成现代的3克。并且他提议煎中药时主要以文火慢熬，而非武火煎开后再文火慢熬，这样煎的药析出的有效成分更高。药与水的最佳比例为1:7.3，这样药物有效成分煎出率最高。他的团队有临床大数据的优势，所做的这些研究都非常有价值，我推荐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者去看看他的相关著作。

用药剂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初学中医者贸然用重剂，可能看到的不是疗效，而是其根本无法善后的副作用。人命关天，不可儿戏。用重剂治疗疾病已经是涉足中医的深水区，若无控制风险的能力，不要太轻率。但重剂又是关键时刻抢救生命的重要手段，想一生以中医为业者不去研究也很可惜。循序渐进地尝试用重剂，用时应多查文献，并且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小心翼翼，密切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此，方能兼顾疗效与安全性。患者安全了，医生才能安全，我们永远要牢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