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李白《菩萨蛮》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李叔同《送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晚临睡前翻阅《宋词大辞典》时看了李白的这首《菩萨蛮》，受其惆怅情绪感染的缘故，今日凌晨，我梦到了自己在老家村里，看到家里的叔叔婶婶们抬着一个大木架子从我门前经过。我问也在抬架子的四叔他们抬的是什么，四叔说这是送去年过世的堂兄的灵柩的那副木架子，大家准备按照习俗把这架子抬到村里空旷的地方烧掉。

我于是连忙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之中，到了场地，才发现那里搭了个台子，村民们自发的拉了很多横幅，上面写着许多纪念堂兄的话，我在梦中因为感伤而流了许多泪。醒来时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只有脸庞上的泪水还在。

前不久我回村时，村里正在大兴土木，修建新礼堂，我在新礼堂门口参观了一下，按照规划图上所示，这礼堂预计要投资三百万左右，村委正在全村为修建礼堂募捐。四叔在我家里帮我修院子里的阶梯的时候，有人打电话邀请他去吃饭，吃完饭回来他说是几个村干部和他的一些牌友一起为了过农历六月六聚餐，他顺便为堂兄家里的孩子的低保名额做些争取。

梦毕竟是梦，现实始终都是现实。如今世道不同于我小时候，人情淡漠了许多。村里青壮劳动力又都外出，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孩子们，自然是不会有人去张罗纪念堂兄的事情，非但如此，他过世都已一年，他的未成年子女的低保也还没有办下来。村委更关心的是村里的面子工程，而非村民们实际的困难。

我的堂兄在村里做了很多年的村医，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找他看过病。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收费低廉，经常照顾村里的老少病人，村里人又常常欠费治病，所以他一年到头赚到的钱很有限，养家糊口都困难。这让他前几年开始，不得不外出务工赚钱养家。据说他在外同时打几份工，看病之余，也去工厂上班，还抽空在滴滴平台上接单拉客。

他外出务工后，村里就没有村医了，村民看病其实比以前不方便了许多。村医能治疗的基本都是小病，但一个有近千的老人和小孩留守的村子，每天头痛脑热的小毛病也不少。村里人基本上都存有他的手机号码，谁家有人发烧感冒，卧在床上，就会给他打一个电话，呼叫他上门看诊，所以他一天到晚也挺忙碌。他的诊室里经常有病人坐着输液，他自己很难得闲，在输液的间隙，还需要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去给人看病。

我们既是堂兄弟，又是儿时一起玩到大的玩伴，他只比我大半岁多。我的堂兄弟们一大半都过于严肃，只有他和我的性格稍微活泼一些，我们没有结婚时，经常一起去看戏、看电影或逛庙会。乡下看戏或看电影，都是在一个很大的露天的戏台下看。参加这种活动的青年男女，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那就是去凑热闹和结识异性。

我妈和伯母在世时，碰上我们结伴去参加这种娱乐活动时，总是不忘打趣我们说，记得回来时给我带个儿媳妇侄媳妇哈。我们其实也就是过过嘴瘾，真的遇到姑娘，表现得比姑娘们还腼腆。

记得我高考结束那一年（1998年），我们村唱社戏，隔壁村有个同龄的小名叫“捡儿”（据说是因为她是刚出生被遗弃，养父母从路边捡回来的，所以取了这个名字）的姑娘也来看戏。那姑娘落落大方，我们村的小伙子们找她搭讪，她和我们有说有笑。大家起哄，打赌我不敢开口撩她。我哪里会那么胆小，受不了大家的激将，于是趁着大家的哄笑声，对捡儿姑娘说：“妹妹，看完戏我送你回家！”

姑娘竟爽快地答应了，还说了一句，哥哥说话要算数哦！这句话一说，把我搞得进退两难。看完戏后，我就和我的堂兄两人一起送她和她们村的另外两个姑娘回家。一路上，那两个姑娘和我的堂兄都想着看我和捡儿姑娘是否能够有进一步的表示，故意和我俩保持距离，让我们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但自始至终，我都和她保持着好几米的距离，说话也很大声，尽量与不远处的同伙们一起搭讪，而非双方一对一的交谈。回村后，堂兄很是笑话了我一顿，说我错过了一个特好的机会，本来是可以和那姑娘擦出点火花的，以后他就经常拿这件事情来笑话我胆小腼腆。中年以后，体会过人世间的许多痛楚的我其实很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邻村的那位姑娘，真诚地恳求她宽恕我年少无知时的轻佻。

我们这样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如今他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我要看望他，只能到家族的墓地中去找他的墓碑。同龄手足，如今阴阳两隔，焉能不思念？别离之痛，恐怕他在坟墓里是体会不到的，只有我在坟墓外有切身的感受。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李叔同创作《送别》时，应该是受到了李白的《菩萨蛮》的影响。李叔同和李白生活在相隔一千多年的两个不同的年代，但他们表达出来的情感却是如此的相似，就连他们创作的词中的意境也如出一辙。可见人类的悲欢有时是能相通的，即便处在不同的时空下，我们对生离死别的感受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苍茫暮色中，在长亭外，望着连绵不断的远山时，思及故人时那落寞的心态，是不会有太大的不同的。

多愁善感的李叔同最后选择了削发出家，成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弘一法师。前半生所经历的种种伤痛，让弘一法师这位情感丰富的大学问家，无比悲悯众生。他相信佛法能够“利乐有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他后半生专注于弘扬佛法。

我和他略有不同，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受到佛法的熏陶，在祖母的甜言蜜语与零食贿赂下，靠着汉语拼音教祖母背诵经文。年老的祖母记忆力不如我好，往往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还要一遍一遍地教她念诵。

祖母也经常和村里的几个老太太一起，请附近庙里的和尚来村里传经和做法事，我有时也会在旁边打下手。童年往事大多已如流沙一样不知踪影，但祖母和母亲谆谆教诲的那些基本的为人处世原则却早已在我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忍耐、宽恕、慈悲、真实、质朴，对亲人和众生所受的苦难要永怀同情之心，这些共同构筑了我个人人格的基础。

这些其实也是在中国农村地区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农村出来的孩子们，百分之七八十的就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共同的价值观，维护了中国农村数千年的长治久安。朝代虽然在不断地更替，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的特色却能始终保持基本不变，田间地头结下的那些浓郁的乡土情缘，靠着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得以稳固，这真是颇为不易的一件事情。

不但大哲学家罗素先生到访中国，见识了中国乡土世界的安宁与祥和后，深深羡慕中国农村人的那份众生和谐、怡然自得的宁静，就连从中国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也在临近暮年，发出了希望回归到人情味十足的中国井田社会之中的感叹。

情感需求始终是人类的最深层的需求，与亲人或爱人生离死别之痛也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痛楚。昨夜，我的床头除了《宋词大辞典》外，还有两本书，一本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砖头一样厚的《DSM-5-TR》（中译名《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共1103页），另一本是《陈阅增普通生物学》。我喜欢同时读好几本不同方向的书，因为不同学科的读物能带着我们在人类思维和情感世界不同的领域穿梭，这样既能避免坐井观天和故步自封，又能使学习不那么枯燥无味。

这种阅读方法也能让我经常多视角地去思考生命问题，我们人类作为生物界的一员，是原始细胞在这个星球上经历了数十亿年的演化，发展出来的生物界的一个分支，我们像其他所有的生物体一样，逃不脱必然要死亡的命运。因为物质不灭的原理，死后，组成我们的分子和原子，又会在自然界中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若能从根本上看破这一切，其实生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最终或死于疾病，或死于灾害，或死于战争，或死于衰老，无论哪种死亡方式，都会给我们的亲人们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伤痛。这些伤痛和一些生理性疾病和家庭、社会问题夹杂在一起，又滋生了许多精神上的疾病，最终导致芸芸众生，无一例外地会在一生的某些时刻经历各种各样的伤痛体验。文学家用他们丰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为我们创作了无数的可以引起我们共鸣的文学作品，让我们压抑的情感在某些时刻得以释放，这也是疗愈我们身心疾病的一种方式。

世卫组织提倡人类要重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但真正能够将医学拔高到这一高度的医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因为这不但需要医生博学多闻到足以跨越很多专业的程度，还要医生有丰富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很强的同理心——我们拯救他人的生命，有时靠的是手术刀，有时靠的是药片，有时却要靠语言，人世间最难而又关系最为重大之事，莫过于此。

我每年都会经历很多次的“送别”，有时送别的是自己的亲人，有时送别的是相处很久的患者，对李白和李叔同描述的这种长亭外，苍苍暮色下，高楼上远眺群山，怀念故人的情景再熟悉不过了。我也知道，当我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天，大概也会有人在同样的情境下怀念我，可能是我的亲友，也可能是我的读者或病人。

不管是谁，在他怀念我的那一刻，我也愿意在另一个世界里慰藉他，让他学会放下，接受自然规则，不必伤怀。因为情感是如此珍贵，我们谁都不希望那些与我们有情感链接之人，因为我们自己而陷入伤痛之中，我们只希望他们在我们离开之后，还能尽量保持快乐，度完余生。

独自莫凭栏，别时容易见时难。无论你时不时的会怀念谁，我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往前看的勇气，不要因为过去的伤痛，而毁掉余生的幸福和快乐。此生短暂，一去不复返，不要辜负了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