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可穷尽的真理以外，没有任何权威。而对真理，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追求；但另一方面，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了最终的真理。
——德·卡尔·雅思贝尔斯
我今天看到一个笑话，有人在知乎上提问：“为什么说‘免于被哲学打扰的人生是非常幸运的’？”排在第一的回答是：“你愿意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快乐的猪？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痛苦的苏格拉底，而是痛苦的猪。”这个笑话对我来说，比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专业的哲学书籍更有启发意义。
我二十岁左右，是个不折不扣的盲目乐观主义者，当时我和我哥哥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讨论各种问题。我哥哥总是看到事情的不可行性，并因此而认为该事不值得做。而我则总是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所以我总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去尝试一下，失败了就重新找路走。
如今我四十多岁了，再也不是当初的那个愣头青了。而且我还经历过两次抑郁发作，一次是我母亲去世让我陷入非常抑郁的状态；第二次是前不久，我因为生活压力过大，遭遇中年人的情感危机而再次陷入抑郁状态。经历过这样两次抑郁发作，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在抑郁状态中，那种悲观的反刍性思维带来的痛苦，我因此而成长了许多。
整体来说，我如今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人生的底色就是积极乐观的，这是不可被改变的。如果我的母亲去世都不足以让我从一个乐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话，那么其他的事情大概也打不倒我，毕竟这世上比失去母爱还痛的事情不多。
但是我现在确实认识到人生的实相不是完全积极乐观的，它也有消极悲观的一面。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八种苦，每个人都会去经历。要说这些事情也是积极乐观的，只能说这个人精神不正常。精神正常的人在遭遇这类事情时，也会悲伤、痛苦、抑郁和焦虑。医学上并不把这些当作疾病来对待，而只是把它们当作短期的应激反应。
不过人在经历了这样的大悲大喜后，就会有所彻悟。我们会认识到以前的想法有幼稚的地方，过去，当我听到别人说某件事情不可行时，我可能会藐视这种说法，我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大概率能够做成功。现在我就不一定还那么有把握了，尽管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去努力。世间万事，消极悲观因素也不容小觑，有些就是我们战胜不了的。一旦发生消极结果，除了接纳，我们别无他法。就像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刻，我并不能接纳这个现实，但那又如何呢？人死不能复生，她终究是活不过来了。
不夸张地说，我现在每周都在面临生死，总有一些患者病情太严重，治疗无效要死亡。这种消极的结果，我就必须接纳。如果我不接纳，我就只能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崩溃。人都是会死亡的，今后我还会失去其他的至亲至爱之人，甚至有一天，我自己也要面临死亡，这些也是我必须接纳的。
对自我和自己的人生遭际不能接纳是人生最大的苦，许多人沉湎其中不能自拔，久而久之就成了迁延不愈的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无法放下过去，我们便无法走向未来。人一旦沉湎在因为无法接纳而导致的反刍性思维之中，思考便是人生最大的灾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带来的最多的就是痛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免于被哲学打扰的人生的确是幸运的。
但另一些人因为天性热爱思考，他们为哲学问题而沉思的时候，内心却是欣悦的。对这种人来说，被哲学打扰的人生就是幸福的。
不过哲学也好、心理学也好、精神病学也好，都可能是无底深渊。当我们过度思考时，我们便会掉进去。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上，也要懂得适可而止，如果思考让我们感到累，就要多去过过现实生活。就是我们常说的要脑体结合、劳逸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身心健康，不至于因为思考而走火入魔。
任何关于人性和人心的论述，我都不愿意把它们当终极的真理。尤其是与精神哲学相关的一切——包括我非常喜爱的佛学，它们都是存在缺陷的，有值得质疑的地方。一切自视过高的学说，不值得全部相信，越接近真实的真理，越谦卑。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掌握所谓的终极真理，我看任何书，都是以存疑的心态去看的。倘若不如此，就很容易中毒。
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法来引导我读书。他每周都会给我带来几本至十几本课外读物，这些都是很经典的哲学、社会学、文学、历史方面的名著。这么多的书，我即使不需要完成学业也读不完。但他从来也没有要求我读完，他甚至都不关心我读不读，他就只是负责把书放在我课桌上，让我随手翻阅，喜欢的部分读一读，不喜欢的都放过。
这些书五花八门，无法被归类到任何一个专门的门派或领域之中，作者与作者之间的观点也互相冲突。这种读书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培养了我兼收并纳、大而化之、批判吸收、推陈出新的能力。这样读书，我们能不迷信任何人的观点，不会人云亦云，逐渐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我的老师还有一个期望，他期望我能够贯通中西，集其大成。同时他还告诫我要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不要锋芒毕露，浅尝辄止。我活到今天，仍然觉得他的教诲对我一生有重大意义。
我现在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的新知识，学完后都会想一想，我从中收获了什么，同时这门学科中又有多少东西未必有道理。对该学说中讨论的某个特定的问题而言，我们换个视角去看，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比如说西方人格心理学中提及的分裂型人格特质，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可能就是所谓的“出世”的隐士，这是历来的中国读书人追求的最好的境界之一。中国读书人在儒释道文化的影响下，很喜欢以出世的心态来做入世的事情。在我们这种文化环境下，离群索居、享受耕读生活而不忘回馈社会的人，并不叫分裂型人格，而叫隐士。隐士的生活，可以丰富多彩，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同样，两性关系在西方心理学看来，也是以互有所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存在人格障碍问题的两性关系，简直是一种令人心寒的以资源掠夺为目的的献媚和欺骗。这么看来，所有的爱情，都毫无真情可言，只不过是生物界的两性之间为了获得生存资源而进行的交易或变态交易而已。这样的理论学完后，人会不寒而栗，会对自己体会过的真情实感产生怀疑，大有不敢直视人心的感慨。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是多么极端的一种认知。人和人之间，并不是如此功利。一项关于共情的心理学实验显示，人天生的具有利他的心理，只要不伤及自己，每个人都可能会做出利他的行为。爱可以激发出非常高尚的心理和行为，不可否认有人的爱是功利的，但大多数人的爱并非功利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在看到类似的认为爱是一种功利性行为的观点时灰心丧气。
类似的书，只有反刍性思维的作者才能写出来。当然，这些作者的思维从他们的视角上来看，的确是正确的，他们的逻辑也很严谨。只不过他们本身就是在消极环境中长大的人，他们看到了人生消极悲观的一面，没有看到人生积极乐观的一面。他们相信人性是恶的，所以总是以恶度人，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人性恶，他们的思维已经形成了惯性，认为人性就是恶的。
季羡林先生说他活到九十多岁，终于认识到这世界上也是有坏人的。我在前44年，总是被我父母、兄长、亲友、恋人不断提醒，不要把人心总往好的地方想，要提防坏人。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坏到我认为无法情有可原的人。我得到过足够多的照料和关爱，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都是积极乐观的，这也是我哥哥当年为什么要给我贴上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的标签。
季羡林老先生原谅过文革时整治过他的人，当他重新掌权时，没有为难过这些人，没有给他们小鞋穿。季老说，易地而处，如果我季羡林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未必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没有什么不可宽恕的。这种宽厚的胸怀是一种升华过的人格，他超越了世俗的恩怨，所以他也不会睚眦必报。
我相信季老在九十多岁的时候，所说的他终于认识到这世界上也有坏人的话也只是一时的气话。转过背后，他还是会宽恕所有人，并不会轻易地把人性恶的标签贴在任何人身上。季老继承了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所以一时的情绪并不能影响他长久的行为习惯。
对一个在爱的环境中成长的人来说，世俗认定的十恶不赦之人也都有可宽恕之处。人之所以作恶，并非他们主观上想作恶，必因他们的基因与成长环境相互促进，导致他们形成了反社会人格，才会让他们成为作恶之人。哲人的职责是发现这些人作恶背后的原因，宽恕这些人；医生的职责是宽恕和同情这些人，治疗和拯救这些人的灵魂。
况且，所谓的人格障碍的背后也有社会对人性的压制的原因存在，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本身不够完美，我们不能容纳一部分行为出格的人，才导致他们被排斥，变成了“有问题”的人。倘若我们的社会足够完美，充分重视每个人的个性，所谓的人格障碍或许也不存在。
人与人之间有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冲突，文明与文明之间有冲突。亨廷顿还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类终将为文明冲突而战。一个人因为个人的认知、信仰和行为习惯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相冲突，并与其周边的人大起干戈，这与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而大起干戈有何区别呢？其本质其实都是因为某种主流势力无法容纳人格与文明的多样化而已。
但生物进化的方向就是多样化，如果没有这种多样化的话，地球上何来如此丰富多彩的物种资源？人格多样化和文明多样化也是生物进化的一种必然结果，只不过狭隘的人类不能包容和接纳而已。
所以任何书籍，看看即可。其他人或者我们自己所做的所有的哲学思考，也不必完全当真。终极的真理还没有诞生，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或宗教教主值得我们五体投地的崇拜和信仰。如果我们喜欢当一头快乐的猪，那就偶尔放下沉思，在一天的某个时刻，去当一头快乐的猪吧。